《神州交流》Chinese Cross Currents

前言: 統計數字背後的人們

第一卷第四期 2004年10月- 12月

當人們想到中國的時候，除了其輝煌的文化和五千年的歷史之外，馬上映入腦海的恐怕就是她的眾多人口。中國是現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仍然位於印度之前：我們最近一次流覽中國人口資訊和研究中心的網站(http://www.cpirc.org.cn/)時，其實時線上人口數顯示為 1,299,120,135 人，比歷時十年的 2000 年人口普查的人口數整整多出三千五百萬。這些數字確實觸目驚心：正如官方所經常指出的，這意味著中國每年增加人口數等於“每年創造了一個新的中等規模的國家”。誠然，人口通常與民族（或國家）的地位聯繫在一起──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龐大人口數目仍是強國地位的一個前提條件。

毛主席自己從未被說服過，甚至精明強幹的周恩來總理都沒有讓他改變看法：中國人口的快速增長必須予以控制。退一步講，他對馬爾薩斯人口論持很深的懷疑態度。然而，早在 1954 年的時候，北京、天津、河北、上海和浙江等地就已經開始了計劃生育政策。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期（ 1970 年 5 月），衛生部命令向人們免費發放避孕藥具。不過，直到 1977 年底的時候，人們才開始呼籲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而且政府的新重點放在了“現代化”上──巨大人口從而成為發展過程中的重大負擔──計劃生育政策被納入了修訂後的憲法之中。至於一胎生育政策，我們可以追溯到 1978 或 1979 年，當時將 1980 年的自然人口增長率定為 1% ， 2000 年定為 0% 。雖然這些計畫沒能得到實質性完成，但一胎生育計畫終得以實施，從而從最初的建議性政策轉為後來的義務性強制，儘管政府多次重複說，計劃生育政策是以“自願”為基礎的。今天，自然增長率 1% 這個目標已經實現，獨生子女的一代已經長大成人。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現今的計劃生育政策正受到人們的忽視── 一些人為額外的孩子支付數千元人民幣了事，另外一些人則去那些沒有關於他們第一個孩子的記錄的醫院接生，而更多的人則選擇賄賂的方式──有鑒於此，中國政府正認真考慮轉向兩胎的生育政策──在過去四年裏，中國政府幾乎沒有採取放鬆措施。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于學軍最近表示，如果官方政策沒有太大變化，他的計生委正在“研究對現行人口策略的調整”。

關於修改一胎生育政策的討論，人們可以有許多方式參予。人們可以堅守一種倫理立場，但這還會有任何討論麼？並且，這能改變那已經無法挽回的過去麼？另外，許多專家認為，隨著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自然生育率最終會降低，因而他們討論該政策（及其殘忍手段）的實際執行：人口轉型最終肯定會發生，只不過速度會慢一些罷了。審視這個問題的另一個角度是考慮我們今天能夠改變什麼；這樣，為了能夠使人們形成自己的觀點、影響將來政策，我們需要良好的資訊以及人們互相爭論的主張。

因此，我們要求“人口學家們”將他們的發現呈現給他們的科學圈子之外的更廣泛的讀者群。趙中維與陳衛首先向人們介紹了中國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所經歷的顯著人口轉型，然後他們反省了中國此舉的成就，同時又揭示了前面路途上的挑戰。依沙白•阿塔尼描述了中國過去二十五年的一胎生育政策以及對於男孩的偏愛的“傳統”思想如何導致了二十一世紀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衡。而李樹茁與靳小怡通過分析中國農村地區的一種流行趨勢：在結婚之後，新郎遷進妻子的娘家，從而剖析了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人的生活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而這種影響也並不僅僅局限於城市地區。蔡昉與王美豔向人們描述，在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流動工人如何仍然受益很少，從而支持了這樣一種觀點：改變這種遺憾局面的第一步措施恐怕是放鬆甚至廢除僵化的戶口制度。最後，顧大男通過質疑中國能夠（應該）如何應對人口的加速老齡化問題，而對人口轉型的最後階段採取了新穎的詮釋。有趣的是，雖然沒有任何一篇文章專門討論一胎生育政策的某個層面，但它們均從某種程度上將該政策作為它們的討論核心。還有，雖然與本期專輯的主題沒有太多聯繫，我們卻籲請一位研究家庭的歷史學家反省了這樣一個問題：現代性在西方是如何被理解為各代人之間的紐帶的腐化因素。顯然，我們不能遠離真理。

本專輯（包括專輯後面的書評）的指導原則無非是在強調，雖然“人口研究”的基礎是“堅實的”科學研究，但它最終會向我們講述關於社會的故事；也會提醒我們，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統計數字背後的人們”。

蘇鼎德 (Eric Sautedé), 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