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交流》Chinese Cross Currents


前言: 大多數農民:
土地不再緘默

第三卷第三期 2006年7月-9月

自2004年以來的連續三年時間裏，農村的發展以及農民和農業的總體情形一直吸引著中國中央政府的注意力。這些都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于2006年初聯合簽發的《一號文件》提供了內容與素材。另外在2006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被定為“十一五”(2006-2010 年)規劃的“首要任務”。此舉的目標是解決相互交織的“農業”、“農民”和“農村”這個所謂的“三農問題”。簡而言之，中國農村再次成為中央政府議事日程上的重點。為什麼？

統計數字自身可以說明問題。儘管農業的重要性已經下降，但農業仍在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它幾乎佔 GDP 的 15% ，提供了超過四成的就業機會。雖然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正在下降，但仍高達 60% ，達到8 億。農村曾經有恩於整個國家，因為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始，農村地區為國家經濟成為了兩次重大發展的催化劑：第一次發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家庭聯產責任制取代了公社制度，個體農民被允許從集體手裏租種土地；第二次出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農村工業即所謂的鄉鎮企業迅猛發展。

然而，中國農村目前正在經歷一場深遠的危機。城鄉收入差異正在無可救藥地拉大：雖然農村實際收入在2004年增加了 6.8% (1996 年以來增長最快的年份），在2005年增加了 6.2% ，但城市收入僅在2005年就增加了 9.6% 。教育機會和基本醫療再次成為問題，城市提供的養老及其它社會福利在農村基本不存在。儘管2004年取消農業稅這一舉措一直是抗擊地方政府濫稅行為的有力手段，但失靈的財政流轉體系使地方政府在向公共服務投資撥款方面變得越發困難。在此情況下，地方政府發現了一種替代財政融資手段，即在僅有的具交易價值的商品——土地——上做文章，地方政府的做法有時是合法的，但在涉及到土地所有權問題時，又常常帶有欺騙成分。

中國農村地區的怨恨情緒正在與日俱增。這種怨恨情緒不僅在關注集體的學者和律師所做的獨立調查與問卷中體現出來，而且也在中央政府自己的報告中有所體現。根據新華社2006年9月2日 的報導，公安部統計，在2005年共有“ 87,000例與失地相關的抗議、暴亂及其它‘集體事件'”，“比2004年增加 6.6% ，比 2003年上漲 50% ”。溫家寶總理也在2006年初警告人們：“非法佔有土地在農村引發集體事件”，並指出：“在土地問題上，我們絕不能再犯歷史性錯誤。”

為了能夠討論必要的法律和政策改革，我們邀請了一些中國學者討論其中的一些問題，尤其是土地所有權、財政稅收流轉及能夠鼓勵新經濟活動的路徑等方面的問題。在溫鐵軍這位以提出“三農問題”的說法而聞名的經濟學家看來，土地的分配和管理方式具有最重要的意義；不過，沒有必要為了全面私有化，而廢除農村土地30年的實際使用權制度。周飛舟為我們生動地描述了農業稅的取消過程及其結果。由農村富翁變成的活動分子孫大午，致力於推行一項有利於農村新企業建立及再次將人及其職業，放在問題核心予以考慮的新立法。這恰恰是法蘭西斯·德蘇撒所要傳達的訊息，只不過背景不同罷了：他向我們講述了他的“貧窮緩和中心”幫助印度卡納塔克邦農村地區的貧困和邊緣化家庭的作法—突顯人的重要性。

毛澤東所領導的共產黨在中國農民的支持下於1949年取得政權，如今中國農民再次發出自己的聲音。中國最高層顯然已經聽到他們的不滿，並且嚴肅對待。我們真心希望，當最後能採取有效措施之時，農民的聲音仍被關注。

趙儀文 (Yves Camus), 總監

蘇鼎德 (Eric Sautedé), 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