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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利氏通訊 4第 4 期－ 2005 年 2 月 今在世界上某些國家，傳統習俗要求人們在一月一日前進行年祝福；而在另外一些國家，新年祝福要在一月一日之後進行。在澳門，我們既在之前，又同時在之後：兩個新年（陰曆和陽曆）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值此之際，我們願意將最真誠的祝福送給收到此份通訊的每一位元。 在向您介紹本社的一些活動之前，我們借此機會，對您給予本社工作的支持與興趣，表示衷心的感謝。讓我們首先向您彙報本社成員所合作的活動專案，然後再告訴您他們個人的研習情況。 研討會一年一度的研討會動員了社裏每一個人。也許您已經知道，去年的研討會主題是“文化與法制：中國與西方傳統”。本次研討會為期三天（2004年11月24、25、26日），在澳門旅遊學院美麗怡人的氛圍中召開。我們共邀集了四十余位嘉賓作為此次會議的主席、演講者和討論者。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五十余位元人士登記，或全部或部分地出席了此次會議。一大群澳門大學學生的參加也可以約略顯示與此次研討會主題相關的一些問題的重要意義。關於此次研討會的具體程序和時間安排，請 按此瀏覽 。 與會者的演講非常具有學術性，但每次演講之後的討論與交流也同樣踴躍與熱烈。與會者來自不同的地方、年齡階段和背景，因而他們的觀點也相當迥異。與往常一樣，我們不能用三言兩語來描述這些討論與交流的內容，只能擇其一二重點敍述如下： 首先是關於文化層面：作為首位發言者，Léon Vandermeersch教授在他的演講中通過提醒聽眾禮儀在中國的重要意義而涉及到了這個層面。在總結此次研討會的小組討論中，他再次指出，雖然相關爭論是關於法律的，但是這個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內涵並沒有被人們明確提出。當然，人們經常聽到關於法治 (rule of law) 和“依法治國”(rule by law)之間的區別。一些學者也曾表示，中國曾經與法治很接近。正如其中一位所解釋的，也許是基於這樣一種事實：當代中國政治與立法工作之間的緊密聯繫並不能使人們理解與把握“依法治國”的有害含義與後果。然而，目前進行的一些憲法工作以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WTO) 似乎將引導中國更進一步理解一個法律體系的意義與作用，以及這個體系對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意義。不過，這種演進並不等於簡單模仿別人已有的東西。事實上，讓我們再重申一遍，我們必須考慮到思想史，即使某種文化的生命力除了通過運動（即變化）之外，並不通過其他的方式表現自己。 關於此次研討會的更多精彩內容將在最新一期的《神州交流》與大家見面。鑒於我們只能刊登其中四篇，故此要有所取捨。我們決定將重點放在此次討論的文化和歷史層面：有關過去的文章包括：L. Vandermeersch的《中西傳統中關於禮儀與法律的概念》( Ritual and Law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和G. Timmermans的《喬治•托瑪斯•斯當頓及其對〈大清律例〉的翻譯》(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Qing Legal Code )；討論中國現在和將來的問題的論文包括：張海廷的《中國的文化與法治》(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 和陳建福的《中國民法典的起草和外國對中國的影響——走向中國的民法？》( Civil Codification and Foreign Influence in China – Towards China's Civil Code? )。不久將來，我們會以“澳門利氏學社研究叢書”的形式出版此次研討會的論文。 我們尤其感到榮幸的是，著名作家何家弘博士能夠接受我們的邀請，參加此次研討會。較早一期的《神州交流》曾刊載本刊主編蘇鼎德對何博士所作的一次專訪。由於何博士向本社圖書館贈送了他的五部作品，我們曾向他查詢，這些書中的哪些內容具體與本次研討會的主題相關。他的回答如下： 《毒樹之果》：“錯放還是錯判”，第351-354頁 ；“一念之差的罪惡”，第357-359 頁；“法律不是說著玩的”第360-362頁； 《神證——人證——物證》：“尊嚴是法律的生命”第188-194頁；“公正是法律的靈魂”，第195-201頁。 這些內容突出了在中國執法的重要意義。最需要的不僅僅是好的法律，而是那導致這些法律在各個層面都得到遵守的健康法律框架，包括人們對法律的尊重。在研討會期間，何家弘博士曾數次強調這一點。 最後，有些宣讀的論文是正在撰寫的博士論文的節選，如十九、二十世紀的傳教士們在中國所觀察到的蓄奴實踐、二十世紀中國東北地區的法院人員、少數民族的法律問題。我們對能夠邀請到這些年輕而前途光明的中外研究者參會感到高興。 在不臆斷與會者意見的前提下，更為了避免自滿，這裏的隻言片語的目的是為向這些研究者們證明，我們感謝他們為此次研討會所投遞的認真而高質的論文。 同樣，我們也對澳門利氏學社的全體同仁表示感謝，他們勤懇而有效的後勤工作為此次學術聚會的順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我們已經開始著手準備下一次研討會。下一次研討會的主題將是“歷史與記憶”。鑒於這樣一種樸素的事實——寫故事不可能沒有取捨，我們想對史實和敍事之間的聯繫進行反省。中國王朝時代的史家（史官）的角色、中國當代革命者的大量回憶錄以及文革後的自傳文學都強烈地顯示出這一主題對中國人所具有的文化意義和目前的重要性。即使通過所謂的“證據”，閱讀過去這項任務——不管它是剛逝的過去，還是久遠的過去——首要顯示出某種程度的自我認知：人們希望通過加強這種自我認知而能更好地活出變幻莫測的明天。難道並非如此？另一方面，這種自我認知的使用也許會受到一些“湮沒記憶”（某些空白）或一些偏見作法（賦予子虛烏有的含義；解釋事件的意義）的操縱。不久，您將在澳門利氏學社網站上看到此次計畫的更為全面的介紹。 《神州交流》11月25日，在研討會期間，我們向各位與會者不吝饋贈了我社出版的《神州交流》第一卷第四期，該期彙集了一些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文章。通過蘇鼎德和李毅共同精心設計的封面，希望令有時顯得過於專業的文章讀起來更具吸引力。雜誌的文章旨在引起人們對將來發生的重要社會現象的關注。 在此之前的十月份，《神州交流》第一卷第三期發行，該期是以“文化、藝術和社會”為主題的專輯。所刊登的一些文章是討論中西方之間在各個藝術領域所進行的文化交流，讀者在其中可以發現本刊之雄心的一些很好範例，例如何慶基的《西方影響下的中國當代藝術》、又或是本社成員胡紀倫與冼麗莎的《從貿易對手到學術夥伴：十六世紀至今的澳菲關係》。 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神州交流》下一期將採用剛過去的研討會的部分論文，因而該專輯具有與研討會同樣的名稱：“文化、法律和秩序：中西傳統”。2005年內以後各期也處在緊羅密鼓的籌備過程中，各期暫定主題為：“成功、滿足與價值”（4月份）、“教育和社會：需要與挑戰”（7月份）、“和諧的發展”（10月份），各期總是著眼於某個特定的視角，同時兼顧文化與對比的層面。 論壇在2004年最後一季，本社共舉辦了四次論壇，每次論壇的參加者有25至40人不等。 第二次論壇是與澳門大學的Lam Wai-man博士討論她的著作《理解香港的政治文化：激進主義與非政治化之間的悖論》(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 , New York, M.E. Sharpe, 2004)。 該書中的新穎方法和深入分析並沒有逃過優秀專家們的眼睛。一些評論和問題也確實涉及到了情況與香港形成鮮明對比的澳門。 11月份的一個晚上，容若愚再次分析了他在《神州交流》第一卷第三期中所討論的三部重要電影。但是這次，容先生還向觀眾們放映了這三部分別來自大陸、香港和臺灣的電影的相關精彩片斷。 最後在十二月裏，適逢耶穌會歷史學家M. Antoni J. Üçerler在澳門停留，我們能夠得以邀請他與我們的聽眾分享一下他的研究成果。他的演講題目是：“古騰堡來到東亞：耶穌會在中國和日本的傳教出版事業（1590-1602年）”(Gutenberg comes to East Asia: The Jesuit Mission Press in China and Japan, 1590-1620)。他的精彩演講涉及到了東西交流史上的一個非常有趣時期，演講中充滿許多遠東基督教史的積極層面，也包括一些陰影。 個人的研究與著述胡紀倫仍在繼續他對澳門文化史的研究。一些組織（尤其是香港的組織）已經邀請他就他的著述為聽眾作演講。目前，他已經完成了兩三本具有大量圖片的作品的準備工作。 …日常活動…在吳智階的協助下，Ignatius Futo以他自己的方法和技術專長繼續對本社的圖書館的新舊藏書編制目錄。在不久的將來，本社圖書館還會收集更多的書籍，使其成為更好的研究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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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2007-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