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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时代，作家曾经是一个很值得向往的职业。尽管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我们已无法找到作家这一职业吸引人的理由，但我们可以在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找到答案。小说第一部第五章《在"格里鲍耶陀夫之家"发生的事》写道:莫斯科人人都向往去 "莫文协" 吃晚饭，因为 "没有比'莫文协'在格里鲍耶陀夫布置得更好、更舒适的地方了。""...'莫文协'成员证，这个散发着贵重皮革味儿，镶着金色宽边的褐色小本子，是全莫斯科尽人皆知的证件。"只要手持成员证，您就可以在那里点到便宜的鲈鱼、鲟鱼、鸫鸟肉碎块、热那亚式的鹌鹑肉... 此外，作家们还可以享受漫长的休假。中国的生活水平当然没有俄罗斯高，但幸福感来源于比较，相对于普通人而言，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现役作家的生活简直可以说是"云上的日子"。
但是，史铁生却是在双腿瘫痪之后写作的。那时候计划经济已走向穷途末路。他写作不是为了领取某张成员证，他写作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告诉他关于命运的事。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关于命运的说法很简单：命运分成两种，好与不好。信仰佛教的人会认为抽到那张"不好"的牌的人，在前世必定做过坏事。史铁生 1951 年出生于新中国的北京，他命中注定只能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在无神论者的语用学里，"命运"只能用借喻的方法来表达："中国人民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但具体到个人，他的命运是怎样的？它来自哪里？为何产生？能否被掌握？具体到史铁生本人，他反复问的是：为什么是我残废了？
史铁生在他的随笔《我与地坛》中写道："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这个 25 岁的孤独的无神论者被迫创造了一个"上帝"以便和他对话。在长期的对话中，这个"上帝"渐渐有了血肉。这个过程类似于博尔赫斯的小说《圆形废墟》里描绘的那个"沉默寡言的人"，用自己的梦境去创造了一个神。这显然是"一个男子汉所能从事的最最困难的工作"，"要比用沙子搓一条绳子或者用没有脸的风铸成一个钱还要难。"在故事里，这个神最终在梦里被创造出来了。同样，经过史铁生漫长的思考、提问后，他的"上帝"也出现了。这是一个奇怪而沉默的上帝：他出现只是为了让提问者有一个形式上的听众。他继续问：如果命运不公，那么是否可以以死相争？也就是说：自杀是否属于掌握命运的一种方式？他在《我与地坛》中写道："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
在中国，也许没有一个健全人会这样为自己的存在如此操心过。他最后放弃了思考生命的意义。"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他留心观察那些跟他一样背负沉重生活的人—这在中国不是件难事。他观察他们、思考他们毫无意义的努力中，是否也有什么意义。他在多篇小说中提到一个孤独的业余长跑者。他为了能成为一个运动员而跑，但总是不能取得第一名，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因此不能出现在众人眼前。当最后他获得冠军的时候，他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一个专业运动员的年龄了。在《老屋小记》里，他写过一个徒劳地保持自己青春的的中年女人(她在等谁呢？那个人会来吗？)这些人在外表上千差万别，但他们的生活似乎都充满了荒诞。其实，最荒诞的莫过于史铁生自己的命运：他的疾病在发展。他的生命在枯萎、退缩。双腿残疾后，他患上了严重的肾病。每周都要去医院透析三次。痛苦折磨着他，甚至占用了他的大多数思考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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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园出生于1970 年，籍贯四川成都。现居于湖北。1991 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企业任工程师，同时写作诗歌和小说。三年后到三峡电视台任记者和编辑，同时为媒体写作评论和专栏。八年后从电视台辞职，专职写作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在国内的《诗刊》《花城》《散文》发表过诗、小说和散文。曾获全国诗歌比赛二等奖。目前，文学评论多发表于上海《东方早报》，广州《南方都市报》和北京的《中华读书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