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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旅游学院的宽阔场地及一流设施，使之成为澳门利氏学社于 2007 年 11-12 月间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个人与社会"研讨会的非常适合的地点。由于澳门利氏学社的高瞻远瞩，精心筹划及慷慨大方，研讨会在中国自然环境和社会稳定日趋恶化、政治压抑、经济发展和走向世界的形势下，成了作家和学者们精彩交流、探讨中国的精神、人文及文学价值的独特舞台。
研讨会的学术部分含论文 20 余篇，涵盖了对 20 与 21 世纪的中国诗歌、小说、电影的文本批评以及现代文学史、理论研究、翻译和哲学诸方面。论文报告人主要是来自大陆的资深学者和新秀，此外还有台湾、澳门、香港和更远地区的代表。参加研讨会的还包括香港及海外作家，以及澳门文化、艺术和出版界人士
作为一个现以香港为基地的外籍学者，我对组织者对港澳文学及历史的关注印象尤深。对许多与会者来说，没有组织者的努力，这方面的工作将可能永远被淹没。一篇论述 1922 年发生在澳门的、具有历史意义然而却鲜为人知的罢工事件的论文，不仅附有澳门古往今来的插图，而且还把与会者从会场带到了周边的街道。另一篇论文则令人神往地建议，澳门的文学修养，可以通过创造性地重建原本由土生葡人设立的、后来又陆续捐赠给公共机构的私家图书馆的方法，来加以追溯。
当代澳门文化的活力，在一天晚上假借著名的澳门陆军俱乐部的优雅环境而举办的文学沙龙上，表现得一览无遗。在中西音乐的伴奏下，澳门作家用粤语、普通话、英语和葡语朗诵了他们的作品。这些朗诵时有翻译，时而没有翻译。这些作品的多样性、创造性及雄辩性，令人叹为观止。
最为直接探讨精神表达新形式这一主题的论文，论述现代中国诗歌中的基督宗教思想；而在开幕式上宣读的另一篇反思人文思想在现代文学中再现的文章，则为好几位认为当代中国远远未能普遍接受人文主义观念的报告者定下基调。一篇思辨性较强的论文对叶圣陶作于20世纪初的著名长篇小说《倪焕之》进行重新评价。尽管叶圣陶的小说一般被认为是利用西方现实主义手法而创作的开山之作，但论文的作者却把它看作是对现代世界的忧虑进行的精辟研究。
另一些论文引发了争议。一位台湾学者在其论高行健小说的文章中辩称，文学作品的定义性特征，在于作品使用的语言及其文化归属，与作者现今的居住地或国籍无关。另一篇论文提议重新定义"伤痕文学"，以便让这个门类包含非小说作品，如个人回忆录及创作并流传于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对这类话题的讨论，可谓生动活泼，畅所欲言。
作为一个集不同政见和流亡作品于一身的诗人，北岛以他的亲身历练，阐述了中国文学在过去 20 年的发展，以及他对中国文学当前问题的思考。虽然北岛的诗歌文章，尤其是其最新之作，大陆读者不易谋得，但是作为人、作为最大胆的那类文学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作为站在他那个时代最前沿的诗人，北岛在中国所拥有的尊敬和崇拜，在整个研讨会期间都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一个主题发言人，是另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因为说了"现代中国文学是垃圾"这样的话，所以顾彬不但广为人知，同时也受到了误解。顾彬教授不仅说明了他对阅读及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复杂性表示同情和理解，还谦逊并遗憾地表示，他对热衷于将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在中国的地位联系起来、结果忽略了文学及学术文化的更为广阔的天地的做法深感忧虑。与会者对这种诚恳动人的忠告表现出的热忱，生动地证明了这类研讨会在促进相互理解和互惠互利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研讨会在闭幕式上称，这次会议未能解决现代中国文学的问题。青年与会者似乎对近代史缺乏了解 (这非常令人苦恼)；而老一辈的与会者则仍然未能探讨如自我审查等问题。然而研讨会的作用，压根就不是解决问题 (工作坊倒不妨一试，但也不见得能做得更好)。本次研讨会的目的，在于发现、描述并凸显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提高我们对这些成绩的欣赏和认识，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理念上发人深省的分析。在上述方面，在促进作家和学者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他们之间的友谊等方面，本次研讨会都是举办得非常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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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博妮，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研究教授，翻译研究中心代理主任。杜博尼教授生于澳大利亚悉尼，1958-1959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后回悉尼大学继续研习(1961-1970)。曾在悉尼大学、哈佛大学及奥斯陆大学任教，1990-2005年任汉丁堡大学汉语教授(现为名誉教授)，1980-1983年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兼编辑。杜博尼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中国文学，涵盖翻译、文学争议、隐私文学、妇女文学及香港文学。其著作包括《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推介，1919-1925》(东京，197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俗文学及表演艺术，1949-1979》(伯克利，1984)、《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雷金庆合著，纽约，1997)、《中国人的隐私观》(与韩安德合编，莱顿，2002)及《小说的作者，想象的读者：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香港，20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