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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祭品的多样性是中国宗教与文化传统的最显著层面之一。数千年来，向神、鬼和死者上香、祀食及烧纸一直是中国人的一种宗教活动。如今，这种宗教习俗仍被人们广泛遵行，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团体(唐人街)中亦是如此。作为“皇家亚洲学会香港研究系列”的一部分，这本关于烧纸的新书是对汉学和中国人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贡献。书中的研究成果是詹妮特·李·司科特精心考察研究的结晶； 多年来，詹妮特对这个课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现在她被誉为中国烧纸习俗研究的领军专家。她在香港已生活多年， 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人类学，并在香港浸会大学讲授社会学。目前她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
《敬神敬鬼敬祖先：中国人的烧纸传统》讨论了香港的烧纸习俗，详细地描述了出于宗教目的的各种纸祭品的制作与销售情况。该书以詹妮特多次出入纸祭品零售商店、批发中心及制作工坊的亲身经验为基础，通过她与店员、扎纸师傅及顾客的多次讨论及访谈，得以向读者展现一幅香港烧纸习俗的色彩斑斓的广角全景图。
通过这种全面的考察，作者探讨了中国民间信仰的许多层面—在这些民间信仰中，烧纸传统是旨在敬神、祀鬼、祭祖先的各种宗教仪式的关键组成要素。向各种神祗烧纸的目的是请求它们保佑和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而以纸进行烧祭，反映了中国人传统上对印刷纸张的尊重，以及对于念书识字的尊崇心理”(第 20 页)。供奉祖先或向过世的亲人献祭是一种孝行；祀鬼则是为了帮助那些因为被亲人遗忘而遭罪的亡灵， 这些亡灵因死得悲惨(如死于车祸)或离乡背井而落入凄苦境地，缺衣少食、名为“饿鬼”，被看作类似于“阳世间的乞丐”，通过祭祀给他们一点吃的会让他们少受点苦。
烧纸的祭品五花八门，包括冥币、纸家俱、纸汽车、纸仆人、纸护照、纸香烟等，都是献给已逝的亲人以供他们在彼世享用，并必须经过燃烧方可送达，因为“纸经燃烧而改性，否则，以其原状，祭品无法献祭”(第 20 页)。
根据詹妮特的观点，烧纸习俗也具有重要的民族学功能，因为它们是一种“民族身份的物质体现。来自不同地域的港人在进行烧祭时所采用的纸供品是不一样的”(第 224 页)。
作者在澳门纸供品店发现了一些罕见的纸供品，如烧祭给三合会成员的纸枪。作者向读者描述了许多有趣的习俗与仪式。敬鬼纸供品花样繁多，其中之 一就是“白钱”(“抛撒纸钱”)—在商业区域焚烧或抛撒纸钱能够把鬼引来，鬼又会把客人引来，让他们多多花钱。鬼会把客人吸引到那些地下赌博场所。因为这些地方被别人看作是不干净的地方，所以睹场要多撒些纸钱，引鬼招客，以免客人裹足不前。
香港别有一种叫做“风车” 的纸供品，它们并非“不起眼的小玩艺儿”，而是具有很深的宗教和神灵意义的东西，因为人们相信，风车一转，就会“带来好运，转运积福”(第 33 页)。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种古老的玩具，怎样被现代人赋予了一种宗教的意义。
纸供品形式多样，反映了人们对于彼世生活的看法，那是一种人世化生活的想象。依照中国传统，人死后要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魂灵成体前，在身体死亡后要经过四十九天的一个过度阶段，而其或登天、或流为游荡的饿鬼， 一切都要取决于它的前生。如果成了饿鬼，就会四处飘荡，期待有人会为它祭奉，使它摆脱拘禁，脱离苦海。一般来说，人们认为死者在登天的路上，要有所用，有所食，因此死者的家人会尽职尽责，用扎纸和果肉等祭品供奉死者，令其无所匮缺。家人通常会供奉一些死 者生前最为喜欢的东西，如某种型号的汽车、手机或录象机等。
本书为我们提供了香港人奉祀文化 方面的一些历史和文化背景。然而，读者也许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该书缺少一些更为广泛的文化框架。尽管这不是该书的初衷，但是倘若能够简要地讨论 一下这些宗教仪式所源自的更为深厚的宗教与历史背景，那么将有助于读者，尤其是帮助那些不太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书。
这些仪式与习俗是发生在在中国文化基础之上的。詹妮特在书中提到了两个来自儒家的基本因素：孝道与奉祀。 讨论奉祀的篇幅颇足，但我个人认为，该书应该拓出更多篇幅讨论孝道这方面的问题。既然作者自己认为，“香港现代社会生活重孝道这一点在以纸为祭上得到了突出的反映”(第 223 页)，她就 应该使用更多篇幅讨论这个层面。
而且，如果不把中国人对自己的父母尽孝的这一观念加以考量，则无法深刻领会中国人的宗教礼仪的涵义。孝的观念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它使我们得以了解为什么祀奉死去的亲人，尽心尽职，这对于中国人那么重要。书中写到“祀奉者深信烧纸供奉的传统承自古代，无须解释，它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种说 法对于泛泛而论来讲自无不是，但对于本书这样的科研著作而言，则尚需要有更加深入的研究的结论。
在这种孝的观念背景下还有一个悲悯意识也值得探讨。这种悲悯意识来源于佛教。佛教尽管是外来的宗教，但对中国人的思想却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詹妮特多次提到具有久远历史的饿鬼节(盂兰节)，但却未曾提及它最初称为中元节，也未提及该节是祭祀祖先的节日。后来当佛教在中国很有影响的时候，该节开始被称为盂兰节—值此节期，人们往往点起灯笼、颂念经文以超度那些处于阴间受苦的亡灵。也许值得一提的还有，该节源起于佛教僧人目连的故事。作为佛祖的一个弟子，他请求佛祖解救落于饿鬼道中的母亲，阴间的饿鬼与其母亲竞争食物。佛祖教他于阴历七月十五日向众鬼奉献。一旦他们得到饱食，其母就会获救。在这里，儒家的孝道与佛教的悲悯相遇，从而给该节赋予一层更深的意义。
该书对理解香港现代社会的宗教仪式和宗教传统均有启示。香港人被认为讲实用、重理性、通达世情，而尽量避免迷信活动。然而，他们还是在忙于日常生活的同时，尽量通过某些宗教活动和仪式，力图改善命运。香港的例子说明，宗教与现代性相矛盾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因此，詹妮特如是写到：“把迷信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彼此对立的其实是一叶障目，未睹其实(同时也是在假设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也是彼此对立的)。在寻求转运这方面，现代与传统是攻守相助的”(第 63 页)。该书清 楚地表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系，远比我们一般所认为的更紧密。
在最后一章“纸张中的生命”里， 詹妮特探讨了宗教行为中至为关键、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祭祀供奉时，是否有私心杂念，还是诚心诚意。如今，许多人确信，心诚远比形式重要。事实上，祀奉者多认为，敬爱祖先，不讲私心，这才是真正有效和有价值的供奉。
《敬》一书向读者提供了许多关于供品多样性、关于其如何制作以及关于其在供献中如何应用等方面的诸多信息。在该书中，我们能够读到“纸供品”商店里的生活图景，纸供品制作者所需的训练以及创新在此类制品制作过 程中的重要意义。
本书还收集了六十四幅彩色图片，它们展示了纸供品制作师傅的多样风格及令人称道的娴熟技艺。除了详尽的索引之外，该书还包含一个有用的中英词 汇表及一个丰富的参考书目录。所有这些都使本书成为一个关于中国宗教奉祀的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在此，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将其推荐给汉学家、人类学家、学生以及所有那些对今日中国的宗教实践感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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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哲磊，波兰耶稣会士，生于1973年。毕业于波兰克拉科夫SFP的“圣依纳爵学院”哲学系、华沙宗座神学院的“伯伯里学院”神学系，并曾于意大利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从事宗教间对话及传教学的专项研究。目前，他在香港大学做佛教方面的专项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