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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书编者之一李静君撰写的有关中国工人请愿问题的精辟研究，前一期《神州交流》(1) 已有评述。另一编者杨国彬亦同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知名研究者。在此，他们将在 2004 年举办的“中国革命再审视：中国集体回忆中的政治学与诗学”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编辑成书。在阅读李静君的论文“社会主义在改革时期中国工人集体回忆及劳工政治中意味着什么”(第七章)时，我们的所得一如作者书中所述。杨国彬的 论文“江青烈士的肖像：互联网上论文革”(第十二章)，对议论文化大革命的网站进行了有益的陈述。上述两篇似乎都是未定稿论文。李静君已对她的课题进行了拓展，并著书出版。杨国彬也许还在研究中国互联网资源或文化吧。
本书的其它篇章，亦大都属于未定稿论文范畴。唯其如此，才引人入胜。如第二章“农村的请愿书：地方对国家向农民发动革命战争的看法，1960-1990”，作者保罗·G. 皮科维奇 (Paul G. Pickowicz)就匆忙地展示了农民的“书面资料”，否则似乎难以为继。访谈固然重要，但皮科维奇的论文却清楚地表明，在这方面仍可能存在尚未开发的宝贵资料。埃里克·穆格勒 (Erik Mueggler)的论文(第三章)则绘声绘色地探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话题，即发生在大跃进时期一个彝族社区的悲惨的饥荒事件。第四和第五章的作者分别为盖尔·胡沙特(Gail Heushutter)和金伯利· 恩斯· 曼宁( Kimberley Ens Manning)。他们集中反映了由妇女讲述的、记忆非常模糊的往事，其间穿插了不少关于集体生活的正反意见。这两个篇章均引用了大量事隔多年、并且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重述的模糊回忆。不同的读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回忆的东西似乎有必要深入挖掘， 为此作者们业已发出邀请，而且理由充分。安戈 (Jonathan Unger)和陈佩华(Anita Chan)在论述一家国有企业—酿酒厂—时，唱的似乎是另一个调子。这一厂家直至今日一直实行家长制，也一直比较成功，虽然管理作风的改革可能很快扰乱长期以来都比较宁静的员工队伍。孰是孰非？何时更好？作者们没有在文章中予以回答。但是她们的文章再次让我们去思考……大卫·J. 戴维斯(David J. Davies)的“看得见的知青： 中国知青一代的怀旧视觉文化”(第八章)，把我们再度带回到被称为怀旧的模糊回忆。这是一篇描述一个知青老照片展览的采访报告。采访是作者于 1998 年进行的，而知青上山下乡则是 30 多年前的旧事。诚如戴维斯所言，“对摄影的社会文化研究证明，任何时期的摄影都必然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影响”(167 页)。下一章 (即第九章)题为“史诗叙述、真实性与现实主义回忆：贾樟柯 的《站台》引发的思考”，使该文的内容一目了然，作者只是暗示，该片的制作是“意在言它”。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影评，不如说是对某种思想的分析。Robert Chi 的 "‘义勇军进行曲’：从电影主题歌到国歌"，兼顾了可读性和教益性。但如果将“义勇军进行曲”和其它国歌—如“马赛曲”—的渊源及历史作一番比较，那将会更加有趣。或许会找到某些共同点。但不管有没有共同点，它都将丰富中国及他国的社会研究。邓腾(Kirk A. Denton)的 "恐怖与暴行：中国博物馆里的日本帝国主义记忆" (第十一章)，强调了利用构建物来传达文化乃至政治信息的重要性。诚如文章令人信服地提出的那样，有必要对以构建物来表达“历史与记忆”(并非什么新观点)进行更多的阐述，如与世界各地的其它博物馆进行比较 (文中仅有提及，参见 255 页)。
因此，在读完这些文章之后，仍然感到有一丝俨然有益的不足之感。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建议做进一步研究。虽然问题都是中国的，但完全可以引出更 大的问题，如怀旧或所谓公民宗教的某些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研究就一定要以一般理论开篇，那样做未免千篇一律。但对中国革命的重新审视，除了收 集重要资料和数据外，可能还需进行某种启迪心智的比较研究才好。当然，回忆属于重构(第 3 页)，官方正史也是一种构建。而且二者都可以因时而异。历 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本书评并非想否定这本论文集的价值，相反，它强调了该书对当代中国研究的积极贡献，因为它可能引起更广泛的争鸣。
1. 李静君编，《工作在中国》，《神州交流》第四卷第三期，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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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明德，耶稣会士，曾为香港《中国新闻分析》供稿，也曾在中国多处工作，其后在台北辅仁大学任教，期间被委任为社会文化中心主任及翻译研究院院长，现为澳门利氏学社成员和澳门高等校际学院社会工作课程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