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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艾德 蒙·沃尔什外交事务学院跨社会史副教授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在其著作的序言(xi页)中如此写道。作为教授中国及内亚(含蒙古、西藏及新疆)现代史的历史学家，米华健博士因其对清史的贡献而广为人知，其早期作品包括他指导的新颖独到的《新清帝国史：内亚帝国在清朝承德的形成》(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Routledge， 2004年) 、《关外： 清朝时期新疆的经济、民族及帝国， 1759-1864》(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Xinjiang, 1759-1864，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8年。又译《清帝国时期的中亚经济与民族(1759-1864)》)，此外还有许多相关的学术论文。
为普通读者写一部“新疆史”， 决非易事，尤其是涉及新疆作为“欧亚交通孔道”这方面的背景和内容时，因为“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正是缺少为那段历史提供背景的通史”(同上，xi页)。
作者清楚地认识并解释道，“新疆”是过去使用的几个地名之一。现今这个地名，历史并不悠久。那是大清乾隆皇帝于 18 世纪下半叶钦定的，意为“新疆域”(词源上可能解释为“新边界、新边疆”更好)，“为防御蒙古之首要屏障”，因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点在 19 世纪前对于中国人是没有争议的”。(97 页)经过多次叛乱及平叛之后，这些“新疆域”被纳入大清版图，1884 年始获中国“省份”(132、380 页)地位，此后中国历届中央政府对这个地位一直予以小心维持。因此以该地区的这一通史背景写“新疆”，恐怕也仅是出于实际的需要。
除了这一敏感的地名难题外，在漫漫的时间和历史长河中，相同的地方和人物还有不同的别称。此外，卷帙浩繁的古籍对他们的记载，也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歧异，因此，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个话题却只是在该书中间(第六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1950-1980)”(234-237 页)一带而过。由于他的研究是以原始材料和/或二手资料为基础的(参见其“参考总目”，383-411页)，因此作者(其维吾尔语和汉语[普通话]的口笔语水平均相当高)自始至终都坚持使用标准汉语拼音方案，使读者受益匪浅，可谓可喜可贺(xv 页)。
在列出两幅实用但或许略嫌简单的地图(地图1、新疆地区；地图2、新疆、中国及中亚。xx-xxi 页)之后，这部“新疆史”奉献给读者七个篇章、一个结语，紧接着是一个“附录：新疆历史年表”，分为南疆、北疆及相邻地区三个栏目(373-381 页)。
“远古篇”(远古至公元[即基督纪元]八世纪)在第一章中描述了该地区的地理及史前环境，接着便是围绕汉朝于公元前 60 年设置的西域都护府展开的“古代时期”。都护府的设置及维持，“旨在破坏游牧流寇(匈奴部落)的资源基地，削弱他们滋扰华北的能力”(25 页)。这种后来确立的“有限自治、保持接触”模式，导致了最早的“欧亚孔道”在数条丝绸支路上形成。透过这些孔道，贸易及文化交流日趋繁荣；佛教、摩尼教、祆教及基督教传统(635 页)，也趁势传入大唐。
第二章“ 中欧亚之崛起( 9-16 世 纪)”，主要讲“新疆回鹘王国”势力的上升。经过“于阗宗教圣战”，中亚的突厥人陆续皈依“伊斯兰教”。紧接的“蒙古帝国时期”及“新民族的形成”，是明代(1368-1644)“中国-中亚关系及东西方商旅贸易”的发展时期。
在所谓的“现代时期”伊始，第三章分析了新疆在“伊斯兰教和中国(16-19 世纪)”间的演变。那段时间里，该地区和清朝的关系日益紧张。“伊斯兰化使新疆地区在文化上与西方和中亚、南亚的广大地区发生了联系，其先进文化体现在波斯或察合台突厥[语]中。……于是我们上面谈到的模式再兴波澜，以中国北部为根基的势力西扩新疆，以作为其打击高原帝国战略计划的一部分”(79 页)。在此期间，苏菲派在塔里木盆地深深扎根。但是“准噶尔和满清之战”，却导致了“清朝‘开辟新疆’”(88-115 页)，其间只受到“1864 年的武装叛乱和阿古博的浩罕国”的干扰(116-123 页)。
继收复“ 新疆地区” 之后， 第四章(124-177 页)陈述的事件，将“新疆”置于“帝国与国家之间(19 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满清当局已经稳坐中国江山，它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行政改革、汉语和伊斯兰教育、财政制度、屯田及新增居民点、安全设施、商业贸易等手段，将新疆作为一个“省”(1884年)来予以“重建”(131- 159页)。“20 世纪之交塔里木绿洲的生活”(159页)表明，继“叛乱和阿古博的浩罕国”之后，该地区的局势相对安定，地方及宗教传统再度繁荣。但是随着“清王朝的分崩瓦解”(1911-1912 年)，哈密和吐鲁番二城先后起事。受叛乱之影响，“伊斯兰现代教育”得以兴办，新的教学方法(效法俄罗斯中亚地区的新学校)得以产生。
俄罗斯的这一影响， 将新疆置于“中苏之间(20 世纪头 10 年— 20 世纪 40 年代)”(第五章，178-234 页)，在此期间战乱频仍。清政府垮台后，新疆先是由杨增新统治，继而便是作者称之为“洪水猛兽：20 世纪 30 年代的冲突”的时代。这一时代在苏联干预下才告结束。其时新疆作为“欧亚孔道”的岁月，已穷途末路，并不知不觉地沦为—用布热津斯基的话来说—世界列强对弈厮拚的“欧亚棋盘”。首先是“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1933-34”的成立。在“盛世才时代”(206-211 页)， 苏联的支持至关重要。但苏联的支持并不太久，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43 年)胜利后就终止了。此后新疆落入国民党之手(212-230 页)，后者很快就不得不面对“‘三区革命’和另一个‘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215-130 页)。中国共产党 1949 年接管新疆时，该共和国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紧接两章陈述的事件，普通读者较为熟悉：第六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1950-1980)”，对被称为“慎重稳进 (1949-58)”的初期阶段提供了翔实的细节，介绍了土改、“自治”、伊斯兰事务、迁徙和定居政策。对“文化大革命的 20 年(1957-78)”的探讨，被置于民族和国际的大环境(紧张的中苏关系)中， 重点(271-176 页)放在发生在新疆自治区的事件，直到达成令人不那么信服的和解(1978-20 世纪 80 年代)为止。
第七章“在中国和世界之间( 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之交)”，以回顾“丝绸之路和欧亚大陆桥”为开篇，即从自治区全面发展的角度，描述了新疆对外贸易的开放。在这一章(284-355 页)中，出现大量的社会经济比较数据以及 “不同政见与分裂主义”这种与国际大环境相关的问题：“中国突厥斯坦， 二十世纪之初？”这有可能吗？
“结语：平衡之举”(356-371 页)， 可能会令许多阅读这部“概述欧亚中心地带区域史”(“前言及鸣谢”，ix 页)的读者感到失望。
对于有歉意的作者，我们遗憾地说，新疆乃历代人才荟萃之地，可这部历史概述通篇未提新疆历史上的名人， 一个也没有。没有提及像张骞、马可波罗或耶稣会士鄂本笃那样的探险家，没有那些“跋涉过万水千山的如法显、鸠摩罗什、玄奘、Janâl ad-Dîn”等一代宗师，没有数不胜数的维吾尔思想家和文学家，这部“概述史”充其量是一部“政治史”。它没有解释中国自古以来坚持称为“新疆”的地方，是怎样及经过谁的努力才真正成为文化上的“欧亚孔道”的。仅凭介绍了(“靠自我发家的百万富婆”热比娅·卡德尔、“新疆首富”孙广信及“爱国高空王”阿地力)三位各有成就和能力的当代“明星”，是远远不能弥补这一缺憾的。缺乏上述深度的“新疆”，多了一份沦为世界棋盘上的一个小卒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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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仪文，1974年获中国佛学硕士学位，于1985-1998年间致力监修七册共30万条目之《利氏汉法辞典》(巴黎，2002年)。作为澳门利氏学社创社成员之一，他于1999-2007年间担任两届副社长，参与研究与文化活动的策划，尤其是统筹2004年创刊的中英双语季刊《神州交流》的工作。现任该刊的主编及学社的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哲学与现代的神修传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