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César Guillén-Nuñez 胡纪伦

在17 世纪，这种调解对葡萄牙在此地的“保教权”利益至关重要；“保教权”是教宗给予葡萄牙王室专享在远东及其它属地从事传教的特权。为了弥补本国日益衰落的海军和政治力量，被挤在日益崛起的欧洲各势力之间的葡萄牙固守其在印度和远东的传教特许权。这些教宗承认在 1452 至 1514 年间有效的特权，今天已不再被包括教宗在内的多数欧洲人所承认。但甚至到了1616 年，费南德斯神父却还可以乐观的提醒葡萄牙国王，他坚信天主创造葡萄牙的目的是让它把罗马天主教传遍世界；而直到 18 世纪，许多葡萄牙耶稣会士还对这种信念深信不疑。(3) 对亚洲来说，17 世纪早期，葡萄牙的商业和海军力量的确证实了一份特殊的天命。然而不幸的是，由于葡萄牙的政治厄运，这种观念在17 世纪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已经站不住脚了。

徐日升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与葡萄牙在中国“保教权”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正因为如此，他的传教命运与葡萄牙在中国的处境才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提供了“保教权”在亚洲衰落之因的某种解释。就政治而言，这其中主要的原因一是葡萄牙相对其他欧洲列强的亚洲优先权遭遇到了挑战，再则是赋予此优先权合法地位、道德解释的罗马教廷也在进行恢复重整。在此情形下，徐日升在满清朝廷昙花一现的崛起—从 1688 年至 1700 年—恰好与葡“保教权”的衰落不期而遇，这真太有讽刺了。

徐日升被召入朝廷时恰逢康熙统治的形成时期；这位年青的皇帝当时正试图巩固中国的非军事疆界，他的做法是诱招那些仍然愤恨满族统治的杰出学者为朝廷服务。这位年轻皇帝的另一项政治功绩是为中国引进了西方科学思想，当时的耶稣会学者在此方面功不可没。(4)

徐日升可谓“保教权”这观念所蕴涵的某些理想的一个实质化身。就像当时许多同龄的骨干耶稣会士，徐日升出身贵族家庭。他 1645 年生于布加拉省，他不只是一个葡萄牙人，也是一位耶稣会士，曾就读于考姆布拉城一所著名的大学。他可以被称为伊比利亚半岛晚期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物—他精通艺术和科学，尤其在数学和音乐方面独有建树—这些学科在欧洲古典文化复兴后被认为是相辅相成的。(5)

在当时耶稣会驻北京会长、杰出的比利时科学家南怀仁的举荐下，康熙帝任命年轻的徐日升为音乐老师和数学家。从那一刻起，徐日升便在朝廷中度过了他的一生, 并赢得了年轻皇帝的友谊和敬仰。南怀仁曾记录了一件事：某日康熙帝在一架古钢琴上演奏一段中国曲子，徐日升便在康熙演奏的同时记下了曲子的旋律，然后竟一调不差的把曲子重新演奏了一遍。据说当时年轻的康熙皇帝也禁不住拍手称快：“欧洲科学甚妙！先生也真才华横溢！”(6)

我们无从知晓徐日升的天才潜力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与他同时代的安多尼·弗朗科神父记载，徐日升的 Compor Solfas 技艺精湛。(7) 徐日升的著作之一是《律吕正义》第四卷的其中一章；《律吕正义》是由一些中国作家撰写的一本以中国音乐为主题的著作，其中一章简要介绍了西方音乐和弦及记谱法。大清朝廷内，徐日升可能继承了利玛窦的先例—利玛窦曾创作了名为Otto canzoni per clavicembalo occidentale 的 8 首大键琴曲子。(8) 到 18 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建立了与其它欧洲国家的音乐发展背道而驰的音乐传统。大约在 16 至 18 世纪，葡萄牙与西班牙的音乐家并不区分翼琴、vilhuela、viola braguesa、风琴甚至是在国内不甚普及的大键琴所编写的音乐。(9) 我们可能认为徐日升精妙的琴技源于他成长环境的熏陶—形形色色但未被区分的弦乐器造就了他的熟稔。

1. 我在此要由衷感谢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的 Roderich Ptak 博士，我创作此文是应他之邀；此文是另一篇相同题目的文章的改写稿，原文登载于《葡萄牙的亚洲：历史形势与经济历史(16 至 17 世纪)》，R Ptak 主编，海德堡大学 Sudansien 学院，(装订 117)，斯图加特，1987 年，第 157-177 页。关于澳门的历史与大使形势，参考傅洛叔所作《康熙年间来中国的两位葡萄牙使节》，载 T’oung Pao，1955 年第 43 卷，第 75-94 页。L. Petech《康熙年间来中国的葡萄牙使节实录》，载 T’oung Pao，1956 年第 44 卷，第 227-233 页。关于此期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之理解，参考 J. E. Wills，《大使馆与错觉：康熙年间的德国与葡萄牙使节，1666-1687》，剑桥，马萨诸塞，1984 年。同样参考 C. R. Boxer，O Império Colonial Português，里斯本，1977 年， 第 271 页(葡萄牙语版《葡萄牙的海上帝王》，伦敦和纽约，1969 年)。关于皇帝诏书后澳门经历的短暂磨难，参考 J.F. Marques Pereira 的“Uma resurreicão histórica(Páginas inédiltas dum visitador dos Jesuitas: 1665-1671)”，载《大西洋国》，里斯本，1899-1900，第 1 卷，第 35 及 31-41 页，各处。徐日升可能在大危机即将结束之前来到了澳门。关于耶稣会士在康熙朝廷的情况，参考 Theodore E. Treutlein《康熙末年耶稣会在中国传教情况》，太平洋历史回顾，第 10 卷，1941 年 12 月 4 日号，第 435-446 页。
2. 傅洛叔，同上注, 第 94 页。
3. C. R. Boxer，《教会的军事及在利比亚的扩张：1440-1770》，巴尔的摩和伦敦，1978 年，第 77 页。A. Plattner，《耶稣会东行纪要》，都柏林，1950 年，第 19、20 页。
4. L. D. Kessler，《中国学者与满清早期状况》，《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刊》，1971 年第 3 卷，第 179-200 页。
5. 徐日升的名字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拼法：Tomás Pereyra，Tomás Pereira 和 Tomás Pereira。第一种是最早的拼写，第三种是当代的拼写。徐日升的文章分别收藏在里斯本、马德里以及罗马的一些图书馆中。那些之前保存在澳门耶稣会大学中的文章于 18 世纪时被抄录并送往里斯本。C. R. Boxer 和 J. M. Braga 曾研究过后者的诸多问题。J. M. Braga 曾在他的一篇题为 Jesuitas na Ásia 的论文中研究过徐日升的书信，这篇论文现在保存于里斯本的 Ajuda 图书馆。徐日升书信的抄录本书号为 49-lV-63,fls. 105-114。几位作者提供了徐日升的人生记事概略。参考 António Franco,Ano Santo da Companhia de Jesus, F. Rodrigues 主编，1930年，附照片，第 756-758 页；L. Pfister，S. J.，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I’ancienne mission de la  Chine: 1552-1773，2 卷，上海，1932年，第 381-385 页；B. Videira-Pires, S. J.，“Catálogo dos Missionarios, extraido dos Livros da Companhia de Jesus, impressos na China”, Religião e Pátria，1967 年 No. 8，第 238 页。徐日升早期生活实录参考 J. de Carvalho 所作，“Um dos maiores missionários da China”,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1964 年 12 月 No. 726，第 999-1002 页。
6. Pfister，同上注，第 382、383 页.
7. António Franco，同上注，第 756 页。
8. P. M. D’ Eliade，S. J.，Fonti Ricciane，第 2 卷，罗马，1949 年，第134 页注 6。
9. G. Doderer，Portugiesische Klavichorde des 18. Jahrhunderts，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里斯本，1971 年，第 14-1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