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策展与理论框架，“黄盒子”着眼于创作和观赏的交互影响，而且侧重考虑观赏情境对创作的提示作用。创作须立足在具体时空之内，若换以他时他地必定别有表现。即使眼前所写文字和行文思路，改日构写必不尽同。以展览机制而言，当代艺术的展馆和国际大展(如双年展，大联展等)形成了某种特征鲜明的观赏型态，这些观赏型态亦诱导了艺术创作的思路。问题是：展览体制决定了今天被认可的艺术，也以其展览型态左右了艺术的生产，并排斥了这型态以外的创作；但是对于不适合于当代艺术观赏型态的艺术类我们有无借镜之处？它们的创作观和艺术观如何打开今天的局限？此外，我们如何让这些被忽略的艺术设法进入当代展览平台上？
这两个提问原先是因为中国文人书画而提出的。作为照耀历代的一个艺术传统，其展示型态对于标准的现代美术馆反而是甚为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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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6 月，伦敦马丁·格利高里画廊的帕特里克·康奈尔博士发送给我一张彩色幻灯片，内容就是上面这张令人叫绝的画像。几年前，在英国一所乡村遗产拍卖出现的一幅画像。* 一位身着二品朝服的清朝高官的庄重肖象。附中英文说明像主的官衔和姓氏，中文是“阮，广州总督”，英文是 “Yuen，Viceroy of Canton”。(1)
这幅画像的来源和历史是确定无疑的。它最初由詹姆斯 · 布拉巴赞 · 阿姆斯顿爵士 (James Brabazon Urmston) 从广州带到伦敦，阮元任两广总督时(1817-26)，此公是东印度公司在华负责人兼 1819-26 年间的专责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主席。这幅作品的传奇经历暗示其最初是阮元送的一份礼物。阿姆斯顿曾和阮元发生过多次争执，尤其是在 1821-22 年的“黄宝石”兵船号危机中。不过不是当面交涉的。我非常喜欢这幅画像。从 1826 年到 2001 年间它一直藏在私人手上，无人知道有这张画。它的出现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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