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精神上的“现代性”始于一个“人各有己”的希望和召唤。五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批判之一就是，这一文化扼杀人之个性或自我。而为了让中国真正进入现代，“个人”或“自我”的确立就必须成为首要任务：必须“立我性为绝对自由者”，必须“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此即五四时代代表人物鲁迅在其早期文言作品《文化偏至论》中借转述西方哲学思想而表达的对于现代中国文化的希望和要求。在他看来，一旦“个性”伸张，人各有“己”，中国这一“沙聚之国”即可“转为人国”。(1)
然而，如果鲁迅相信，在传统中国或中国传统之内，人皆“无己”，那么人又如何才可能开始“有己”呢？一个困难的问题！
《狂人日记》—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似乎就是鲁迅“解决”这一困难问题的尝试：为了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在某种意义上仍有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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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福柯在其著作中所强调的，人类的知识从很大程度上因为它自身被分成不同学科和分支而得到了加强。在西方知识于二十世纪之初对中国知识产生冲击之前，中国的知性生活基本上沿着自己的道路走过了许多世纪。然而，随着科举考试制度于 1905 年的废除，一切都改变了。各种很大程度上按照西方知识模式运作的学术机构与制度相继建立。1949 年之前，中国学术界的改革遵循了苏联的模式。1978 年以后，学术学科的布局再次按照欧美主流学术制度进行调整。目前，随着一个跨国教育市场的出现，中国如许多其它亚洲和非洲国家一样，被迫遵循西方的规范与实践，否则就会面对被边缘化的厄运。
从这种历史视角来看，现代中国的学术组成似乎就是西方持续殖民化进程的产物。事实上，这种进程已经被人们从诸如东方主义、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等影响研究的角度展开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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