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Thierry Meynard 梅谦立

里亚姆·马修·布洛基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称不上大学者。尽管从未声称要写天主教的在华传教史，但他的研究属于教会传教史的范畴，其重点首先聚焦于始自 1585 年的耶稣会士在日本副省的传教事业，继而转移到 1619 年后的中国副省，并以 1724 年雍正禁教—导致传教士几乎悉数被逐—为终结。书名显然从文字上参考了《西游记》，因为布洛基认为，玄奘的赴印取经与耶稣会士的在华历险进展，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布洛基在引言中将耶稣会的传教置于欧洲近代史这一更大的语境框架，认为耶稣会的在华传教活动是现代欧洲的镜影。与欧洲的宗教生活一样，在华传教团也处于现代欧洲两大敌对势力的夹缝之中。一方面，受本土奉教实践影响的传教士努力使自己适应中国形势，并做好了新的实验准备，但是另一方面，教会上层机构却力图将越来越多的事情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实行神学正统化，并对一般神职人员严加管制。诚如布洛基所言，“这主要是一个欧洲的故事，即便耶稣会的在华努力传统上被视为中国故事的一部分”(12 页)。布洛基的确言之成理。然而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感觉在局部水平上探讨和平接触的瑕疵，因为这种和平接触遭到了来自外部的教会中央权力的粉碎。这一说法似乎有失偏颇：难道中国的国体就不僵化？难道中国社会内部的地方势力就不反对耶稣会传教？

布洛基的研究素材，尤其是葡萄牙语或拉丁语文献，以及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及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相关馆藏，多为前人忽略。可赞的是，布洛基没有依赖耳熟能详的传教故事，而是埋头钻研原始文献，如年鉴、内部条例、来自中国副省的报告，以及在华耶稣会士的个人信件。因此相比之下，他得以向我们更多地展示耶稣会士的踌躇、内部分裂及冲突。他非常现实地认为，耶稣会的传教是一个渐进过程，因而在此意义上，其阐述便有别于那些讲述耶稣会士丰功伟绩的故事。然而在布洛基的研究中，主要演员依然是传教士。几乎所有文献均出自他们之手。倘若我们听到一些涉及中国天主教徒或天主教反对者的事情，那都是间接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布洛基绝少参考汉语原始资料，且只字未提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最新成果。从历史研究法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其研究的一大局限。

第一章“轻松落脚”，回顾了在华传教事业的发端(从罗明坚 1579 年来华始，至利玛窦 1610 年去世止)。布洛基强调了罗明坚取得的瞩目成就，如获权在明帝国居留及改着儒服。布洛基同样承认了利玛窦传教策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寻求政治庇护及迎合大臣的道德观念(42 页)。布洛基试图纠正传统的、倾向于强调耶稣会士就民间宣教一事与大臣交涉的史学观。他在书中一直试图证明利玛窦传教策略的局限性：“尽管北京的圣堂姿态很高并在保护其他传教站的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在中国国家心脏的位置，却使利玛窦及其他宫廷耶稣会士无法完全实现他们的集体传教目标：使华人皈信基督教。”换言之，利玛窦寻求政治保护的策略，效果并不显著。利玛窦的策略也成了一柄双刃剑，因为在越来越仰仗皇帝意志的同时，他们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一旦皇帝改变态度的话。

虽然第一章略显平庸，第二章“在伟大的阴影下”却颇值一读。它讲述的传教故事，大致从利玛窦去世开始，到17 世纪 30 年代传教事业成熟为止。它描述了利玛窦及下一代耶稣会士是如何受到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和王徵的强有力的支持的。虽然这些支持者无力完全扭转地方的禁教局面(如 1616 年沈榷发起的“丙辰南京教案”，导致五处耶稣会堂被封)，但他们却为基督教奔走疾呼，从而避免了耶稣会士的被逐。17 世纪 30 年代初，在传教工作开展了半个世纪之后，这些支持者就不再需要了，因为宫廷耶稣会士的地位已足以保护教会。在这一章中，布洛基运用了大量前人绝少使用的、涉及耶稣会内部生活的素材，如 1619 年中国副省的设立，1621 年的加布里尔·德·马托斯视察员条例、1627 年的嘉定会议，以及 1629 年的班安德视察员条例，特别是决定用“天主”而非“上帝”一词来指天主教所称的神。

第三章“末日的见证”，叙述了1630 年至 1663 年的教务进展。虽然中国在明朝崩溃后经历了 10 年动乱，但耶稣会反倒得到了更多的自由，并得以将传教活动扩展至农村地区。这个时代的不稳定，使得人们更容易接受基督教思想。布洛基描述的在农村使用的新方法，与城里的迥然不同。耶稣会士一改往日的羞羞答答，主动迎合中国农民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称十字架、徽章、绘画、祷告、圣水、念珠等具有治病祛邪的特效。“被灌输在农民脑海里的基督教礼仪、圣物及信条，最终合成了一个为人熟悉、并深得民心的中国基督教特征，为文人的“天学”形象之替代”(98 页)。此外，有些耶稣会士还更改了一些天主教节日的日子，使之与中国节庆重合。对于耶稣会士与多明我僧人就中西礼仪发生的矛盾，书中只是一笔带过，称其为耶稣会士的渐进策略与僧人支持的实施统一天主教规仪之间的冲突。截至 1663 年，尽管仅有 24 名欧洲传教士，传教活动似乎走上了快车道，计有座堂 20 处，基督徒 105,000 名。

第四章“成功带来的问题”，包括了耶稣会传教团所处的困境。为了获得欧洲更多的支持，耶稣会士感到有必要以“祝捷式”文本宣传他们的成功与发现，但却招致传教界的反对者及竞争者越来越多的嫉妒，特别是罗马 16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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