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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多年，终于在 2007 年完成并出版了三本著作：《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笺注》(道风书社，香港)、《跨文化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新星出版社，北京)和《圣经一百句》(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三柱石文笺注》给徐光启等中国第一代基督宗教徒的神学论著做了一个收集和注释；《经学和神学的相遇》则企图探讨清代学术思想和欧洲“天学”的关系；《圣经一百句》是在发掘中国普通人的经验，借以理解《圣经》的一些章句。写作的领域和方法各有不同，但这三本书都循着一个思路：在历史学的领域，用比较宗教学的方法，追寻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信仰经验，看四百年来的中国人如何在“天学”和“儒学”之间寻找精神归宿。
从中国大陆已近二十年的“汉语神学”实践来看，“文革”后一代生长起来的文、史、哲等专业人文知识分子，对基督宗教兼及所有宗教现象的认识，有一个渐进深化的过程。初始时，青年学者们从中外文学中发现基督宗教的精神价值，从古今中外的文化中肯定基督教会的存在意义。往后，学者多集矢于基督教哲学，深入诠释基督信仰的特殊性，进而开启了一扇神学之门，使“汉语神学”成为可能。继明代耶稣会士以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的名字介绍欧洲中世纪神学理论以后，中国教会再也没有如此系统地翻译过基督教神学，更遑论二十年来介绍的大都是晚近的“现代性”神学。这方面，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借助了大陆文、史、哲学界的翻译热潮，有建制、成规模、长时期地凝聚学者，组织最力，出版最多，居功最伟。现在，从卡尔·巴特到汉斯·孔，从保罗·蒂里希到大卫·特雷西，中国学者对于这些西方人文学者也未必全都了解的神学家们，已经耳熟能详。这就是“汉语神学”(或曰“文化基督徒”)运动带来的巨大收益，其成就自是不能低估。
可喜的是，“汉语神学”经过二十年的发端之后，方兴未艾，且呈现出不同倾向的多种进路。现在在北大、人大、武大、南大，以及复旦，都已经在哲学院系内建立了宗教学系，第一代的宗教学专业的本科生已经在多个综合性大学内毕业。过去，按中国国内学术界的一般进路，一个宗教学者通常都是先通过文、史、哲学接触到宗教知识，然后在各种机缘之下进入神学和宗教学领域内研习。如果说二十多年前的“第一代宗教学者”是带着各自的学科背景在开拓的话，目前“第二代宗教学者”的情况不同了。二十年之后，新一代的基督宗教可以在一个更加深入和专业的范围内开展“汉语神学”的研究，因而也对“汉语神学”的研究方法和进路提出新要求。
现代宗教学者和古代传道经师的学术路径已经很不相同，欧洲中世纪的神学(还有古代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的儒学、佛学)，都是当时至高无上的学问，在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连平常人都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渠道直接了解神学知识。然而，进入现代以后，神学退居二线，人文学突据前沿，一般人无从接触宗教，连专业学者们通常都要透过人文学的重帘才能窥见隐退着的神学。“文革”后，大陆学者们“在中国发现神学”，令哲学找到来源，使文学变得深刻，还让各式各样的史学文本更容易理解，这是二十年来大陆学术界的巨大建树。套用并改造一句老话：“把神学从西方神学家的课堂上解放出来”，让中国人了解宗教，当代中国学者似乎做到了这一点。自 1950 年代以来，更可以追溯至明清“西学”翻译运动之后，中国大陆并没有如此广泛深入地神学介绍运动过呢。
中国人文学界有一点“神学”，绝对是一件好事情。基督教神学对于开阔中国学者的视野，了解西方文化的根源，乃至于在中国历史和汉语文化环境下获得基督宗教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精神意义，都有益处。但是，明末第一代天主教徒徐光启等就已经知道，光有“西学”(神学)是不够的。“西学”、“西教”必须放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才会对于中国的慕道者具有活生生的教益。徐光启提出了“翻译-会通-超胜”的文化原理，即通过翻译，得到“西学”，还不能算是完全地引进了一门域外学说；“西学”入中国，必须经过一个“化西”的过程，褪去“西化”色彩，基督教神学才能真正融入汉语文化语境。因为有本土语言、语义、语境的限制，国人只有在“会通”之后，形成“超胜”，进而“中西融通”、“大同大公”，“西学”才会成为中国人内在的“神学”，成为自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汉语神学”，其意义庶几在此。
二十年的“汉语神学”，现在已经度越了初步的“翻译”时期，渐渐进入了“会通-超胜”阶段。也就是说，累积多年的神学储备，已经可以供学者们做一种独特的中国诠释，渐成真正的“汉语神学”。在这个意义上，新一代的“汉语神学”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眼前的路径有很多条，只要不陷入宗教狂热，不回到极端保守，可说条条都是“罗马大道”。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以思想史为背景的宗教学者来说，标明“经典”和“历史”的两条进路特别诱人。经典，对于任何宗教都有特殊的意义。任何宗教，或多或少都是用了经典、图像和礼仪三种基本形式来传递神圣信息，对于古老宗教，经典的作用是最突出的。按宗教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的概念，基督宗教归根结底是“《圣经》的宗教”(Biblical Religion)，离开了“圣经学”的“元诠释”，基督宗教的神学就是无本之末。目前大陆学界的宗教研究，较少以“经典”学说做基础，无论儒、道、佛、回、耶教，常常舍经学而谈哲学，停留在“宗教哲学”的一般论述，这对理解经典传统颇相径庭的不同宗教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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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1957年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历任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法国人文科学院、哈佛燕京学社、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系、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兼任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心、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跨文化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文化上海》、《人文上海》、《马相伯与近代中国思想》(英文)等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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