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埃哲顿-泰比莉的著述便是对这场大变的一项重要研究，这件事仍然在当年山西省饱受残酷煎熬的一些人的后代的记忆之中，作者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五省份受到这场灾难波及，皆因缺少雨水之故。本书并非事件的大事年表，而是更深入一步，包括许多事件参与者及饥民对那场饥荒的多角度的描述。书中以宽阔的视野，引述前代类似事件及皇帝们颇为有效的赈灾政策(第 29-33 页)，并及近世灾荒(228 页)；也对 1845-1849 年于爱尔兰、1876-1878 年于印度南部发生的饥荒，以及英国政府处境和饥民的态度、反应进行了诸多比较。

作者对饥荒采取多方法研究，但可惜未就经济方面或技术性补救政策方面予以展开。当然，她提及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他的应得权利和剥夺的理论，但补充道这不能完全说明清代中国的所有饥荒(第 57 页)。事实上，她更感兴趣的，是中国最高当局与政治精英之间对政治困局的岐见。中国是应该集中一切力量救济饥饿中的人民，还是继续建立一支强大的沿海防卫力量抵御列强? 这便涉及到饥荒的根本问题，而这也是此书第二部分的宏旨所在。

这一部分的标题为“赞扬与责难：饥荒起因的解释架构”。虽然论述都是基于小心的分析，但读者不难感到这项研究多少有些观念先行的味道。这并非是指观念错了，只是文中褒贬多对中国当局和慈善家们有利，而外国人，尤其是居上海者或传教士，则以一副黑脸形象出现。

读者不妨一带而过地浏览有关解释部分“天怒与人之贪婪”(第 3 章)，相当于传教士所谓的：“……我不得不相信上帝正在这些东方的饥荒中发出他的声音。”(第 126 页)灾难总是被一些道德家或惊世骇俗的先知们作如此般解释。

更加具有兴味的是自强运动派及清流派之间的争论。前者“视建立西式军备与造船厂，以及购买西方武器为最高的优先考虑。”(第 93 页)，以期扭转在外国殖民者或帝国主义军队手下屡遭败绩后的局势。而常被很快贴以保守派标签的清流派的官员们，则提倡一种有强烈儒家色彩的施政方针，主张靠贤人当政，清廉为官来达到恢复政治和谐的目标(第 95 页)。这两派阵营之争最终没有明确的胜利者或失败者。但是作者好像对清流派稍显同情，“他们维护华北饥民们的利益，坚称大清朝的生存主要靠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关系，而非西方的武器。”(第 113 页) 可以肯定的事实是这些意见分岐是于事无补的。

至于外国人(第五章:来自外部的意见：科学、铁路，和放任主义的经济)，当读者读到好像《北华捷报》这类报纸的社论及报导时，感到他们显然就是坏蛋一方。而《申报》，一份由华人撰稿，供华人公众阅读，并以促进华人利益为宗旨的报纸，照作者说来，则仍然很像是个文化上的杂烩(第 142-143 页)，但在促进中国救济工作方面它却发挥了积极的影响。然而，在它编辑方针中反映出来的、倾向于西方方法和现代化的观点，使之被视为某种“意识形态殖民”的典型，但也有人认为它发出了改革的声音(第 154-155 页)。

第三部分，“饥饿的肖像：印象、神话和幻象”，详述饥荒期间的惨事。其中一项重点涉及性别议题：妇女或多或少被迫出卖他们的身体来维生，女孩沦为缺乏粮食的第一牺牲品，以及贞洁的媳妇为了保存自己家庭而牺牲，特别是为了年长的家庭成员或年轻的孩子。所谓传统美德把这些铤而走险的行为赋予了道德的色彩，令读者可能留下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实，作者加以强调，妇女、女孩或妻子，在正常时期的家庭中已经没有强而有力的位置，在饥荒期间便成为市场上的“珍贵的资产”。这可能意味着儒家家庭伦理的一种颠覆，但是一些研究证明那些年轻女子，事实上有时比男人有更好的生存机会，虽然很自然地是以牺牲道德为代价，受到男性的强迫所使然。(第187-188 页)

本书思想内容丰富，许多地方发人深省，值得一提的是它有关“民族主义的女性化”的评述。它引用了“救妇女，救中国”的格言(第 208-210 页)，探讨了人食人的主题，这是一种对家庭作为基础单位的灾难性破坏带有隐喻性的表达。(第225 页)。整本书的结论强调无论是中国在政治(王朝的衰落)或社会上的(儒家的社会规范在 1919 年崩溃)巨变都不可归咎于这场奇荒。要在灾难的创伤中生存下去，人们往往会更紧地抓住那些被视为灾难中社会坚实支柱的所谓核心观点、价值等东西(第 226 页)。

作者虽然呈现的是她对中国奇荒的研究成果，但书中不乏许多其他研究方向上值得去琢磨的思路。也许会有读者觉得在这一册之中，涉及的方面过多了点，但都不失为启人所思，开阔视野的努力，这在本书的副标题上即可见其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