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了影响这一汉藏交接地区藏民社会及个人生活的各种主要力量的作用，时跨晚清、民国、毛泽东时期及开放改革时期，达几十年。她的调查对象包含不同类型的西藏人(僧侣及尼姑、本地的骨干成员、研究者、商人、平民百姓、朝圣者、牧民、村民及市镇人口)，也旁及汉族游客及外国探访者。凭籍后结构主义及后殖民的敏锐触角，麦克莱把故事的陈述与高深的理论(大多数来自女性主义及语意人类学)结合起来，效果不错，虽然有些读者可能会对某些情况下出现术语的卖弄而感到不耐烦。有如近年来出版的其它大部分以西方语言来论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类学作品一样，她的著作集中于西藏融入汉人为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这个过程，对藏民族所产生的影响。中国对西藏人的影响不仅是军事镇压暴乱分子而已，而且更加重要是管治形式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变，来自北京的政策、政治运动、移民的涌入、现代形式的世俗化和透过中国城市传入的消费文化等。此等因素加诸于藏传佛教环境(其本身也在不断蜕变之中)这便成为了西藏人在过去半个世纪安顿自我性别身分、求寻代理者的中心背景状况，也正是麦克莱研究的重点。

麦克莱的理论架构主要是她的“曼陀罗化”概念。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巴里式的“剧场国家”(克里福得·葛兹)的观念以及泰国佛教“银河的政体”(斯坦利·坦比亚哈)所启发，麦克莱使用曼陀罗化来点出拉卜楞地区在解放前时期的特色以格鲁派的拉卜楞(塔西弥齐)寺为主导模式。就如在曼陀罗中一样，拉卜楞寺及其格鲁派的密教喇嘛精英处在其核心位置，发出政治及宗教力量并且吸引崇拜者和朝圣者前来，藉以主宰各方面。人民越靠近这些寺院，便会越强烈对之委身。支持大型的修道式僧伽(sangha)(据报可多达四百名僧侣同时住在那些寺院中)，那些寺院依靠附近的普通人资助，而普通人则依赖寺院来获得仪式和精神上的救赎。

据麦克莱所称，在拉卜楞地区的西藏人体验了三种“解放的暴力”，而每次解放都使之成为永久长存的一种独特载体，带有性别的秩序。第一种的解放是传统的藏传佛教密宗式修炼，以格鲁派的寺院精英(拥有高深莫测的力量和崇高威望化身的喇嘛会被称为活佛或其它的喇嘛尊称)祈求威严的保护神凭借暴力降服邪灵及作孽的敌人。这些僧侣使用图像及暴力的动作，以显示他们的勇猛及男性气质。 这些密宗仪式的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它把信众从世俗的欲望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又消除掉妨碍获得世俗目标的障碍，如不利家宅兴旺的事物。

第二种暴力解放是 1950 年至 1970 年代共产主义/毛泽东主义的解放，当时共产主义的党国(及后亦称为阿爸国家，字面上的意思是“祖国”)把西藏人从被视为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中解放出来。这次的解放的暴力是残酷的，因为拉卜楞地区的大量西藏男性因叛乱及抵抗中国统治而遭受军事镇压之苦以及牢狱之灾。格鲁派的宗教及政治经济霸权与曼陀罗式的秩序完全崩溃，原因是差不多所有的僧人都被迫还俗，寺院的土地被没收及重新分配，一切宗教活动都被禁止。这对西藏的男性气质传统是致命的一击，因为成为一名持戒的僧侣(以及有家庭成员成为僧侣)是西藏传统中男性气质如此重要的一种形式，尤当其为诸如拉卜楞这样以寺院为主的地区。这个时期的西藏人被征召进入新的“参与架构”之中，例如政治会议、 “妇女工作”及社会主义集体劳动。

第三次暴力解放是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的邓小平开放改革时期，当时西藏人从中央计划经济和严格的反宗教政策双重压抑中被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出现了相当程度上传统寺院的僧团及寺院与平民之间关系的复兴。虽然比之于毛泽东时期较少明目张胆的暴力，开始改革时期对寺院式的男性气质产生了新的威胁，因为新的宗教政策试图逼迫僧侣成为“纯化”、进而驯服的僧侣臣民，剥夺其行礼仪的代理地位与权力，其与信众间的主-客关系。泛滥的商品化过程和空间的流动性带来有竞争性的、男性气质的新表现形式(成功的企业者、“野性”的年青牧民，以及放逐中归来的人)，随之而来的还有公众场合中前所未有的两性接触及性泛滥，这使人们更要求西藏妇女遵守料理家务的妇道。 概言之，此书可为有关当代西藏两性焦虑及个人身份问题的一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