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雄心万丈的计划，作为一群善意的朋友对澳门利氏学社的献言，组织一个以历史与记忆为广泛题目的学术研讨会。这副题之宽广，足以引起对组织者的真正目的提出疑问。但只要一阅此书之目录，看看这些在 2005 年年底的学术研讨会中发表、并经作者修改、编辑的文章的标题，就可以了解会议目的何在。 部分发言者是直接受邀的，一些是论文征稿被采纳而受到欢迎的。很多参加者谈及中国；差不多三分之一对其他国家作出分析，或是论及方法学上的议题。大约三分之一的发言者是华人，其它的还有非华裔的汉学家，以及很多来自其它国家、文化背景及研究兴趣的发言者。

澳门利氏学社希望把人们聚首一堂，通过交流意见互相增益，尤其重视中国正在讨论中的议题。这使得此书很难从头读到末尾；某些读者可能对一些篇章不感兴趣，但这本书汇聚了丰富的省思，具有确切的例证及旁征博引的文章，证明历史与记忆间的关系，在塑造各种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些文章十分专门，可能只获得专家的垂青，例如赵世瑜的“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其它的论文也很专门但却有言外之音；例如劳伦斯·M·胜嘉(Lawrence M. Sanger)的“自由信息的未来”。介乎两者之间的，例如有丁东解释推出《老照片》背后的意义和论述其制作的诸种问题。从一个甚为不同的角度出发，柏丽达·卡摩里(Haviva Peled-Carmeli)展示了个人物品对回忆过去和放眼将来是何等重要，这是一项她在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 Museum)从事的主要研究项目。

更具有理论性反思的，如玛利－嘉儿·拉法比(Marie-Claire Lafabre)的论文“我们能否影响记忆？”，还有奥利华·威尔柯卡(Olivier Vieworka)的“法国反抗军: 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联系”，有着深入具体的分析，尚有华拉·米特勒(Rana Mitter)论及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与遗忘的文章。施维泰．罗尔艾(Sylvie Rollet)在她播放潘礼德(Rithy Panh)拍摄的有关柬埔寨的电影《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上还特意加上神来之笔。这只是所有在这次真正国际化的研讨会上所听到的报告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正如时间表上所示，每位演讲者发言都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一般的意见交流都受到鼓励。事实上，有时讨论是十分即兴的，有如在其中一篇论文的注释中所指出。众所周知，本书并没有重新呈现这些讨论。但却达到主办者真正的意图：在高质素的学术层次上互相学习，藉以更好地了解影响着每个人生活的事实，即历史之记忆，或记忆之历史，都是怎样进行的。除此之外，这更是澳门利氏学社存在之由的一个表现: 在文化相遇的广阔氛围中关注中国。

这类型的书经常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处于半被遗忘的状态。好奇的读者或耐心的研究者可能偶而翻阅它并找到令人吸引的几页，或是刚好在其中发现他们要找的东西。如何可以令这本丰富的论文集可以让更多人阅读到，可以受到更多的读者“发掘”?当然，很多在这本书中表达的观念，以及以严谨的分析为基础的论文，可能在其它地方以其它方式发表过了，但这部论文集就其本身而言仍让人刮目相看，可否通过某种电子版形式，让更多的人容易读到它？

提及某些论文而未提及其它论文可能是有点不公平。当然不是所有论文都是等量齐观的。我们只是挑选一些例子来解释被提及的问题的多元性。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推崇杜维明那篇热情扬溢的基调发言“历史意识与文化身分”，一个挑战性十足的题目，把历史记忆对中国的重要性突出点明。

同样道理放诸四海而皆准，来自西班牙的科早艾卢·华尼拉(Conzuelo Varela)在研讨会的第一篇论文中对史学家的天职予以言简意赅的提醒：“是否可以把记忆的保真度与历史学术的批判距离带到一起？”科早艾卢·华尼拉这样提问。她的答案是“可以”的……但须要留神的是“这是很难达到的”……。在这陈述之前的几句，她论及史学家必须避免对历史事件作出武断的判断，但不可能避免其道德判断…，这在人们反思宽恕与和解时是清楚的。(第 40-41 页)在这任务中，史学家可能要与博物馆馆长、电影制作者、学校教师及信息技术人员等一道集合他们的力量，有如此书中多种表达的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