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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 约翰福音8:21-24
我和韩德强原来有过好几次争论，但现在我们在一些方面，观点开始靠拢。更多的，是我在向他靠拢。比如，他提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我这几年在不断地认识，不过，我用的是均衡和极化，以及强者恒强和穷人恒穷这些字眼儿，来表明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韩德强表述里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是一个自然科学名词。我用的名词，则是社会科学的。(1)
财富和贫困的自增强
我想讲的是，这个世界的确已经走到了尽头。之所以走到尽头，是因为我们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个强者愈强和弱者愈弱的机制，是一个财富自增强和贫困自增强的机制，是一个自动走向毁灭的机制。
我们可以试着看一下现在的全球化，它实际上只是资本的全球化，而不是劳动的全球化，不是土地的全球化，不是技术的全球化，也不是管理的全球化。在诸多生产要素里面，唯独资本全球化了，唯独资本自由化了。其他生产要素，都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强者对弱者的排斥，是一套形成全球性的广泛认同，已无法调转方向的机制。
资本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形成一套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机制。这套财富生产和消费机制，迎合了人类追逐财富、追求消费满足的欲望，从而对每个人都形成了非常大的诱惑力，自然也就产生了对资本强权的认同。由于几乎每个人都为资本所诱惑，资本自然就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就成了一个强者。逐渐地，这一套机制扩散到全球，使得全球化因而演变成了“资本的全球化”，或“全球的资本化”。谁拥有资本，谁就成为主导力量，去推动和改变全球化。中国人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说到“强强联合”。实际上，这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整个世界机制，就是强强联合，是强者和强者的合作，弱者则往往形不成对等的合作，自然也就无法站在与强者公平交易的对等位置上。于是，就出现了强者的盛宴，和弱者的眼泪。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每个地方的发展，都是这样，因为这已经是一套世界逻辑。
强者恒强的机制
这样一套逻辑，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认为有一种“强者恒强”的机制，在发挥作用。这个机制，可以叫做资源资本化。要知道，神给了人类足够繁衍生息的资源。每个地方的人，都拥有附在自己身上的人力资源，以及多多少少地拥有够用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金融资源，还有文化资源等等。但是，这些资源放在穷人手上，没有变成财富。比如说，贵州的山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但是，本地人没有将资源资本化的能力，或者意识。资源换不成钱，本地人只能守着这些资源，自给自足，也自娱自乐。本来，这无可厚非，甚至是可羡慕的。但是，人们的贪欲、资本的扩张欲，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下去，于是，资本和地方政府强强联合，进入到这里，投资开发，水库电站、工厂商店，景点旅游等等，森林被砍伐，把这些穷人的资源，变成了富人的财富，资源资本化了，穷人的生存根本，子孙后代的未来，也就岌岌可危了。
资本所有者掌握了资源资本化这样一个工具，就能够使财富如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实现了财富的自增强。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技术、管理等等，要么为资本所占有，要么被资本所雇佣。是资本占有各大生产要素，而不是劳动占有资本，不是土地占有资本，不是技术占有资本，不是管理占有资本。是资本把上述要素整合在一起，推动了财富不断创造，而在财富的分配上，自然也是资本留利占了大头，自然就出现了资本留利的不断堆积和劳动留利的相对不足，导致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和物价上涨，这就是我们的发展主义，这就是近 400 年来人类发展的真相。可以说，整个人类发展，就是一个把资源不断转化为资本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资源资本化是“发展”的本质，熨平资源资本化带来的社会震荡，则是“改革”的本质。改革的过程，就是处理资源资本化累积的矛盾的过程。积极的改革，应该是主动形成资源资本化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机制，去事前减轻发展的震荡。而大多数改革则是消极的，是在资源资本化过程中出现了矛盾激化，不得不被动推出措施去缓解或者化解的。缓解或者化解得好，这个改革就是一个好的改革，就会坚持下去；缓解或者化解不好，就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最终会有新的改革机制纠错，使得这套发展机制持续运行下去。“改革－发展－稳定”，成为发展主义的永恒三角，内在的驱动机制，就是资源资本化。所以，无论如何改革，体制如何转换，资源资本化的发展逻辑，强者愈强的发展机制，不会改变。改革只不过是给这个庞大的发展机器，加一些润滑油，使得这个大机器更顺畅地运转而已。发展模式和改革模式，这两个轮子一块转，构成了一个现代化机制。不仅中国在发展和改革，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和改革。只不过中国的改革，有更多的政府主导的色彩。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以政府公司化为特色的政府市场经济，而非华盛顿共识所言的自由市场经济。一个月前，我访谈非洲几个国家的部长，他们羡慕中国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外国资本、外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组织给他们开出的经济药方面前，只能全盘接受。中国政府面临同样的压力，却一直保持了政府的主导权。他们之所以陷入粮食危机、贫困陷阱，是他们被自由市场经济化，已经失去了国家发展的主导权。在这种基本背景下，我们考虑环境的命运，考虑农业的命运，就会比较清楚。相对于资本的强者恒强，环境和农业面临的，是穷人恒穷和弱者恒弱的逻辑。市场的全球化和自由化，将他们推到了发展的另外一个极端。2005 年，我写了两篇关于穷人经济学的文章。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穷人恒穷的逻辑》，是偏理论的，阐述了穷人资源被富人资本化，从而导致穷人恒穷的机制。另外一篇，叫做《总是劳动在追逐资本—我的另类黄山游记》，是由黄山的游历，来实证说明这样一套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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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作者在 2008 年 6 月 18 日博客中国网“从环境危机反思主流经济发展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基础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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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和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目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银行家》农村金融栏目主编。曾任《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执行编辑，并分别在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ATP)、法国社会科学基金会(MSH)和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国情分析、现代化进程、农业与农村发展、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农民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金融发展、农村金融、金融工程与衍生工具。在
《金融研究》、《世界经济》、China and World Economy、《财贸经济》、《经济导报周刊》(香港)、《现代保险》(台湾)、《中国乡村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美国)等学术期刊，哈佛大学、巴黎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香港中文大学、亚洲研究网络(APRN，马尼拉)等学术会议，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国人民银行等决策咨询会议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3部，主编或参与其他著作10余部。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等课题10余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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