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现象学，还是美学，作为肇始于西方的人文科学，都不是传统中国思想的固有部分。谈论中国的现象学美学，因而表现出多重特征，首先是现象学美学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其次是现象学美学的深入和拓展研究，最后是将现象学美学思想和传统中国文化相整合的工作。
最早的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准确和全面介绍出现在 1929 年，此后几十年中国政局的动荡打断了深入翻译和研究的可能性。唯一的例外出现在 1965年，著名学者徐复观在香港出版了他的《中国艺术精神》，其中他认为庄子的“心斋之心”类似于胡塞尔的还原之后的纯粹知觉，是“艺术精神的主体”，这是中国现象学美学研究之始。1980 年，李幼蒸对英伽登的介绍预示着现象学和现象学美学研究工作在中国的同时复兴。在倪梁康、孙周兴为代表的翻译家的努力下，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英伽登、杜夫海姆的一些主要作品都先后被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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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认为答案是绝对肯定的，就不会来此。如果可以斗胆发表一些泛泛之谈，就容我往下讲。
印度和中国的宗教及哲学，不乏当今世界(含东方和西方)迫切需要的真知灼见。然而在它们的发展全盛时期，科学并不是文化及思想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技术也没有得到高度的发展。它们的形成与数学关系不大，而西方哲学与数学的联系则十分紧密。它们未能表达凝练的历史意识。
这些传统极大地丰富了许多东方人的内心及日常生活。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它们也赢得了西方人的不少青睐。但是一旦越出个人领域，它们的作用便益显含糊。比如它们几乎没有在底层传播更为民主的精神，而是仍在灌输那种屈从政治权力的态度，因为在它们的发展环境中，权力都集中在上层。由于它们假设社会是传统的，因而对现代社会的问题不作直接回应。概言之，尽管传统的亚洲思想极具潜力，但一旦超越日常生活和宗教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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