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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于里斯本和澳门举办的这两次研讨会使我们最近对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之了解又向前迈进了最为重要的两步。我将在此试着解释为何我这么讲。
几个月前，如果非要总结我们对耶稣会士早期在中国的传教工作的认知情况，我想每个人都会提及那些过去出现的众多文献。毫无疑问，最近就这一课题亦有诸多新的研究报告得以发表，其中也不乏佳作。没有迹象表明耶稣会士之中国传教活动这一课题不再吸引着众多历史学家的关注—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但是，一个更具怀疑精神的(或更为明达的)观察者可能会指出，尽管针对此课题的研究为数众多且质量不俗，但我们对徐日升仍然知之甚少。对徐日升的生平及其活动的全然不知或仅仅粗略的了解表明，尽管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但我们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理解其实仍处于初级阶段。
纵观此次研讨会所呈现的多方面研究—如雷恩礼教授所作的开场报告，我们可明显的看出，虽然各学者允许对徐日升及其传教工作所做贡献持不同观点，但我们很难逃避这一结论：即在中国传教任务中，徐日升是北京耶稣会士的中流砥柱。如此说来，对徐日升的粗枝大叶的了解在根本上意味着那些在中国(大多在北京)所进行的传教工作之元素仍然不为我们及其他历史学家所知。依我之见，本次会议所引发的，正是对这种情势的根本改变。换句话说，本次会议之成果不仅在于使我们更加了解了一位耶稣会士及其重要性，而且也加强了我们对耶稣会中国传教工作之整体的认知与理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徐日升的研究需要我们采用一个特殊视角并采取某种特别方式来看待我们的原始资料，这不仅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徐日升，更能够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来认识整个耶稣会的使命。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的中国杰出耶稣会士都因为其复杂的性格而给历史学家的研究带来了困难，而当研究像徐日升这种多面化的人物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严重。因此，为了研究徐日升，我们必须改变研究耶稣会北京传教工作所惯用的方式。
我们对徐日升的了解为何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之少？他受到历史学家这般忽视的原因何在？本次讨论会对其中一些原因进行了讨论。很明显，国籍问题是原因之一。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深刻或很严重的问题，但它的确使我们对徐日升的研究变得更为复杂。德国历史学家、法国历史学家、意大利历史学家以及佛兰德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领域时都会从本国国籍的耶稣会士着手，这可以让人理解；然而，葡萄牙历史学家对葡萄牙出身的耶稣会士的研究却不太勤奋。这是许多因素造成的，而其中之一就在于葡萄牙历史学家中间仍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但有希望消退的)反耶稣会主义。此外，出于不难理解的历史原因，历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仍经常存在一些友好的国籍争论，徐日升便是这一情况的直接受害者。
第二个原因更为严重，它源于研究人员对一些十分重要的文献的重视不足，并未能对这些文献进行详尽的检查。我主要是指来自葡萄牙和中国的原始资料；出人意料的是，这些资料还有许多内容有待探究。我认为本次会议不仅完全明确地点明了这些文献所包含的丰富信息，更指出了那些未把这些文献内容包括在内的研究是不完整的。
原因之三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即这些北京耶稣会士(尤其是徐日升)之身份的转变。我知道“身份”这一颇具后现代色彩的词汇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误解，但我只想直截了当地使用它。请允许我稍占片刻做一简短自传。
我是一名科学史学家，因而我从科学史的角度研究耶稣会传教活动这一课题。可以说，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我对耶稣会在北京从事的科学工作得出两个结构性异议或批评性评论，其实科学史学家们在多年以前早已做出过同样的批评性评论，并已多次予以证实。这些评价具体如下。
首先，尽管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在科技方面有相当的能力，其中少数人甚至还做出一些颇令人感兴趣的工作，但他们在科学上的造诣并不及真正的科学家。 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无人解决过重要的科学难题，无人参与过重要科学发现，也无人对其所从事之学科做出与其发展相关的贡献。即使没有这些耶稣会士，数学史、天文史及物理史也一样可以被别人完整地书写，而事实亦的确如此。这样看来，如果把对科学的擅长作为评判标准，我只能遗憾地说，这些耶稣会士从根本而言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一些于十七或十八世纪在北京活动的耶稣会士试图扮演重要科学家的角色，但实际上，根据他们的才能及其所做贡献之相关性来判断，这些人的科学造诣的最高水平也莫过于一个欧洲地方大学的一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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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篇论文是作者在纪念徐日升神父逝世三百周年国际研讨会“红墙内外─徐日升神父(1645-1708)，康熙皇帝与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工作”上所作的总结报告，里斯本/澳门，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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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礼，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科学史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并在里斯本大学从事科学历史与哲学方向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他的研究兴趣是 15 至 17 世纪葡萄牙精密科学史，同时他还对科学书籍史感兴趣。他对耶稣会葡萄牙援助大学的科学活动进行调查研究，尤其关注耶稣会传教使团在中国与日本的科学活动。除其它研究课题之外，他目前正(与汉学家及合著者马国瑞一起)从事《天文略》(于 1641 年由耶稣会士在中国出版的科普课本)的翻译与编辑工作。雷恩礼已出版或编辑了十多本书籍并发表了三十多篇论文；此外，他还身为多个学会的成员，包括里斯本科学院(Sócio Correspondente)，科学史学会(Académi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des Sciences)，及欧洲科学史学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