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于里斯本和澳门举办的这两次研讨会使我们最近对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之了解又向前迈进了最为重要的两步。我将在此试着解释为何我这么讲。
几个月前，如果非要总结我们对耶稣会士早期在中国的传教工作的认知情况，我想每个人都会提及那些过去出现的众多文献。毫无疑问，最近就这一课题亦有诸多新的研究报告得以发表，其中也不乏佳作。没有迹象表明耶稣会士之中国传教活动这一课题不再吸引着众多历史学家的关注—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但是，一个更具怀疑精神的(或更为明达的)观察者可能会指出，尽管针对此课题的研究为数众多且质量不俗，但我们对徐日升仍然知之甚少。对徐日升的生平及其活动的全然不知或仅仅粗略的了解表明，尽管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但我们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理解其实仍处于初级阶段。
纵观此次研讨会所呈现的多方面研究—如雷恩礼教授所作的开场报告，我们可明显的看出， |
虽然各学者允许对徐日升及其传教工作所做贡献持不同观点，但我们很难逃避这一结论：即在中国传教任务中，徐日升是北京耶稣会士的中流砥柱。如此说来，对徐日升的粗枝大叶的了解在根本上意味着那些在中国(大多在北京)所进行的传教工作之元素仍然不为我们及其他历史学家所知。依我之见，本次会议所引发的，正是对这种情势的根本改变。换句话说，本次会议之成果不仅在于使我们更加了解了一位耶稣会士及其重要性，而且也加强了我们对耶稣会中国传教工作之整体的认知与理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徐日升的研究需要我们采用一个特殊视角并采取某种特别方式来看待我们的原始资料，这不仅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徐日升，更能够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来认识整个耶稣会的使命。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的中国杰出耶稣会士都因为其复杂的性格而给历史学家的研究带来了困难，而当研究像徐日升这种多面化的人物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严重。因此，为了研究徐日升，我们必须改变研究耶稣会北京传教工作所惯用的方式...
[ Read mor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