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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耶稣会的成员对饶也知之不多。如能采访如书中提到的 1970 年代尚居于香港的热尔曼神父，或其他了解饶氏在华经历和他侍奉穷人的工作的其他耶稣会士，那一定很有意思。可这已经做不到了！幸运的是，阮的研究为这位成功创办 1937 年上海国际安全区的耶稣会士讨回了若干公道。饶家驹安全区这一命名也是实至名归的。
书的第一章为生平事略：饶的出生(1878)，他的家庭，等等；实际让我们更多看到怎样培养出一个耶稣会士，他和中国并无关联，也无特别的中国情结。接着在第二章里，作者花了四、五页谈论利马窦与著名的礼仪之争事件，这和全书关系并不大。然后，我们随饶来到上海，了解到他自 1913 年衔诸多使命到沪后、最初几年的情况：他怎样在一家化学实验室准备炮仗时失去了一只胳臂……书中交代了天主教教会在上海非常富有和有势力，并因此成为抗议活动针对的目标。但饶看来是在利用他的人脉关系为有需要的人服务，救援儿童(1927)，援助洪灾难民(1931)，等等。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安全区，书的第三章讲述了上海，以及中国在 1931年 和 1937年 遭日本攻击时的战乱与痛苦，日本空袭造成城市大规模的破坏和死亡，饶氏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提出了国际安全区的概念(第四章)，他的灵感来自于 G·圣保罗的“日内瓦区”：一个完全为人道目的建立的区域，用以保护非战斗人员。饶家驹是一个讲实际的人，作者表示，他能够在必要的时候，为保护难民而对日本人的要求予以通融。作者充分展现了这位耶稣会士过人的外交才能，他得到来自许多人的奖励和赞扬，其中包括蒋介石、大使、军事指挥官、甚至日本人。饶家驹安全区内的生活情况在第七章里有详尽的描述，当中显示出饶氏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的才干。
对于其它城市，饶家驹区是灵感的源泉。不幸的是，在南京从来没有被批准建立一个安全区，尽管约翰·拉贝作出了勇敢的努力；作者回顾了南京大屠杀的情景。在汉口，安全区得到批准并且办得很有成效；饶家驹神父的亲力亲为对其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所有这些努力，正如作者所说，上海的安全区是个模范，但是没有人在背后作担保的话，日本人是不会同意的。耶稣会士声誉崇高，以至于外交官们也对他产生了嫉妒。但是书中没有显示饶家驹神父对于自己的成功曾经感到自满。他是个独立思考的人，但并没有目中无人的傲慢。他很成功地，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成绩辉煌地，在美国巡回筹款(第六章)也可说是这一方面的另一项证据。
他为什么在 1940 年被送返巴黎？诚然，这个安全区在上海不再是那么必不可少了加上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战争也发生了新的转变。然而，作者似乎还是难以解释何以有此决定，更惶论为之称好。在欧洲，饶家驹缺乏良好的人脉关系，尽管他非常努力，仍无法达成他在中国所要做的事。也许他离开太久了—已经过了 27 年，他不太能轻易地重新适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离开的欧洲。饶家驹没有得到大部分耶稣会士伙伴对他的支持。有如作者所称，他面对失望和幻想破灭。在巴黎竟然没有安全区！尽管如此，他仍然被很多人所敬重，例如从 1945 年 12 月被任命为梵蒂冈在柏林援助难民和无家可归者代表团的负责人便可见一斑。饶家驹于在 1946 年 9 月逝世。
在书中各处，阮玛霞加插了饶家驹所写的诗歌。这些诗歌都是祷文；这是他灵属世界的唯一窗口。这本书不想写成一部圣徒传；它主要是关于安全区的。基于这种设想，这本书成功地藉著唤起一件往事来给今天赋予勇气和灵感。饶家驹这名字最少在两份官方文件中被引用，这些文件被重印在附录里。饶家驹神父这个人应该更加广为人知，其人格风尚会吸引其它的研究者吗?也许吧，只要这样做有助其它人投身于同样的使命，以关注无辜流离失所的人，或是在任何形式下无分彼此的战争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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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明德，耶稣会士，曾为香港《中国新闻分析》供稿，也曾在中国多处工作，其后在台北辅仁大学任教，期间被委任为社会文化中心主任及翻译研究院院长，现为澳门利氏学社成员和澳门高等校际学院社会工作课程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