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Thierry Meynard 梅谦立

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华故事主要被描述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及侵略。当时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促发了一种坚定的反对帝国主义立场：民国的艰难处境为其提供了根据，同时面临着侵略性的外国经济与军事控制。那些形成于国共革命严峻考验时期的历史叙事迄今仍在中国公众的集体想象中占据主导地位，仍影响着许多中西学者的分析。

基督教会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不可否认的联系以及在十九世纪末期“西方文明”与基督归化之间形成的紧密知性关系都是历史事实。义和团暴乱及因此由外国列强所主导的镇压也许是这种悖谬联姻的最血腥、最悲剧的结果。然而，数十年来的坚实学术研究迄今已经为映照在华基督宗教临在的其它层面做出了贡献，从而向人们显示，脱离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已经遮掩模糊了基督宗教融入中国宗教、社会和知性生活的蹒跚而延续的进程。这个“成为中国人”(汉化) 的进程早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开始。在中国人眼里，这个渺小的、我们称之为“基督宗教”的少数群体的信条并不仅仅代表一种宗教信仰。早期现代天主教传教士及其中国精英归化信徒呈现给当时知识分子及统治者的“天学”是一套复杂的知识体系，融合了欧洲的伦理哲学、神学、宗教礼仪、科学及艺术等学科。与此同时，神父们和传道员们努力工作，尝试将基督宗教伦理信条与宗教礼仪习惯植入当地小团体归信者的心中。后来的基督新教项目以一种类似于早期天主教作法的发展方式，将福音的传播与旨在“现代化”中国的西式教育机制和技术、法制以及政治知识的引进联结起来。

在本文中，我将审视近期四部英文历史著作，它们来自不同的学科(科学史、社会史、文化交流史、早期现代欧洲宗教史、全球史)，为理解早期天主教传教事业 (1500年 -1840 年) 这段有趣历史时期提供新的角度与视线—这段历史时期可被视为现代基督宗教在华经验的史前期，更广泛地讲，它可被视为西方知识与宗教十九、二十世纪在华影响的史前期。

历史学背景
旧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历史学传统上是围绕基督宗教和“西学”对当时帝制末期文人及宫廷圈子的冲击而形成的。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这种研究范式已经受到锤炼及拓宽。一方面，在延续那几乎将全部注意力给了西方文献及外国传教士行为的长久传统的同时，新的学术研究通过研究传教士们、归信者及对手们用中文写成的文献，以及帝国中心和周边地区进行科学互动的社会和学术情境，而将在华耶稣会士的科技与艺术成就融入大的背景环境中予以审视。

另一方面—这是更为近期的发展—学者们已经将其注意力集中于传教士在华及全球的机构组织，视野焦点尤其在耶稣会士；学者们还注意到这些传教机构所福传归化的基督徒团体的日常生活，包括对基督宗教观念和实践以及传教士适应本地条件所作努力的分析。今天，对“华人基督徒生活”的社会、礼仪及灵性维度的审视已经成为中国基督宗教研究领域的一个十分有趣的分支学科，而且这种审视从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如对中国及欧洲在早期现代时期的“流行”宗教热忱的研究)借鉴方法论及理论框架。(1)

由钟鸣旦和杜鼎克共同编辑的全面的《中国基督宗教手册》(萊頓, Brill, 2001)概括描述了对早期现代基督宗教在华研究的历史学趋势，而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尾这段时期里，这些历史学趋势占据着学术讨论的主导地位。然而在此，我将集中讨论发表于《手册》之后的四部英文作品，向人们显示西方学者在新世纪之始的研究方向，即三个题目：“文化接触”、“科学”及“拯救之帝国”(也即葡萄牙帝国与欧洲全球扩张背景下传教事业的组织 性维度)。

文化接触
钟鸣旦的《礼仪的交织》(2) 将中国基督宗教研究视为“文化间接触”历史的一部分。该书分析了中国教徒及服务于宫廷的传教士们的丧葬礼仪实践，作为一种衡量十七世纪中欧之间信息、价值及身体实践等方面的“互动与沟通”的方式。丧葬礼仪之所以被特别选择，主要因为它们是中国人宗教生活及社会实践的核心特征。中国人的孝德“文化命令”是通过合宜的丧葬礼仪来体现表达的，这些丧葬礼仪能够满足人们安抚死者的需要，也反映出一种在后代子孙中创造和谐的愿望。这种需要与愿望在当时决定了丧葬礼仪的核心地位，而丧葬的核心地位又为创造一种鲜明的“中国人定位”做出了贡献。换言之，通过举行这些仪式，人们肯定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当天主教在已有中国人观念上加上一些新的宗教层面时，丧葬礼仪也就成为创造一种全新中国基督宗教定位的关键场所。对于钟鸣旦来说，研究中国文化命令和天主教宗教命令如何在丧葬礼仪这个考验中碰撞与适应是描画如何创造一个中国基督宗教“中间定位”的最好方式—这种定位不仅能够展示出此类交流的宗教维度，也能拓宽其文化维度。在华传教士是“中间”行动者，好像是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连接线；与此类似，教会丧葬礼仪也是将中国定位与欧洲定位联结起来的“中间”实践。它们还将欧洲与中国的行动者联结起来；事实上，后者日益成为核心角色。在中国，家庭成员在举行丧葬礼仪过程中的通常重要角色促使在华神父边缘化，这正好与欧洲情形相反—在欧洲，丧葬礼仪正日益被神职人员所主导，而平信徒只有花钱的份儿了。另外，那些传教士所同意的本地礼仪符合天主教正统标准，并非“迷信”，因而能够成为中国天主教徒所奉行的礼仪程式的一部分，从而将教会新实践嫁接在已经存在的“儒家”实 践上。

钟鸣旦著作的历史学着眼点在于文化接触的活力，这种兴趣是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莱顿作为许理和学生时培养起来的。许理和(1928-2008 年)是一位研究中国佛教的著名历史学家，在五十年代末，他以一种经典手法撰写了他所谓的“佛教的中国转型”；之后，他在自己学术生涯的最后几十年里潜心研究晚明清初时期“基督宗教的中国转型”。除了基督宗教之外，他还从比较的角度审视了在中世纪传入中国的其它一神宗教传统，如犹太教与依斯兰教；而为了解释这些“圣书宗教”(又译“经典宗教”)的汉化过程，他还介绍了“中国文化命令”这个概念，而钟鸣旦也应用了这个概念。为了生存下去，这些宗教在当时需要顺应儒家在伦理与社会秩序方面的规定。在钟鸣旦的框架中，基督宗教因而仅仅是所谓的中性概念“文化接触”的一个个案研究，这种“接触”是一种相遇：一边是中国本地观念与实践的共同库存，另一边是一系列的非中国宗教(从佛教到东部地中海宗教)及其输入的外国语言、哲学和伦理特征。钟鸣旦感兴趣审视的是接触的时刻以及那接触所产生的事物，而不是那静止的实体如“欧洲/基督宗教”对“中国/中国文化”。正如一位观察原子碰撞过程中未知物质的轨迹的核科学家一样，钟鸣旦在空间里寻找那构成最深厚定位的“中间”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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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九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的许多作者已经讨论了来华传教士们的科技与宫廷活动以及传教士们在华临在的宗教层面。最近时期研究著作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们使用了中文文献以及它们将欧洲传教士活动更深融入中国及全球历史背景之中的努力。
2. 见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 The Interweaving of Rituals: Funeral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