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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出现也许晚了点。众所周知，一个更全面的全国人口普查将在 2010 年进行。一个小型的人口抽样调查工作 (占全国总人口1%多一点) 已在 2005 年展开并提供了一些准确信息。在本书的绪论中，主编赵中伟和费国引用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NBS) 提供的一些数据。但是，据说大多数调查报告的作者已在 2000 年人口普查之后不久的 2003 年 12 月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次会议上呈递了他们的论文。由此才有了此书的编写，及其 2007 年的问世。这本书非常具有学术价值但又不失其欣赏阅读性。
其间，在 NBS 身居要职的费乃林在 2006 年 11 月召开的东亚各国间国家数据统计办公室举办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就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及 2010 年人口普查初步计划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和措施。NBS 意识到，统计数字只有在精确性达到一个崭新高度之时才有用。(1)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统计局最初调查的真实性。但我们还是要等待新的人口普查结果。这本 2007 年出版的书还是明显具有实用价值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否具有恒久价值。
确切的说，今天这本书深刻并全面的记录了知名专家提出的中国人口面临的挑战。这就为将来同一类型的书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背景。一些书在 2005 年的小型人口普查后就已出现，而且在 2010 年后会如雨后春笋般成倍增长。它们把过去几十年里因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决策带来的对过去和现在的影响作为参考。对于人口学理论研究来说，这种预言是否能得到证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口的巨大变动有时会令人深陷惶恐和矛盾。也正像主编提到的那样，人口问题已经跨越了中国国界而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
对这项工作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口统计学专家们深知，他们的观点必须以准确的数字作为依据，而学术分析报告也应尽可能做到公正。他们在工作中已取得了成功，例如 NBS 与负责计划生育的机构的争执就是为了确保在普查其间不会出现与官方政策相背的报告并因此而遭受调查与惩罚。计划生育法规政策在明年的变动也许会减少因限制超生而造成的恐慌—这不仅是指广大人民群众的恐慌，也包括在某些干部中间的恐慌—如果这些干部不能完成上级下达的控制人口的任务，他们的职务将受到严重威胁。
本书还一并提到了在以前的中国人口普查中出现的涉及巨大数据计算的其它技术问题，包括人口出生率、人口替代率、人工流产带来的人口问题、婚姻形式的变动问题、男女性别构成、贫富构成、年龄构成、人口死亡率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发展趋势等问题。但其中定性数据出现的很少。表达目前人口发展形势的不稳定和不公正情况的语句随处可见，比如移居家庭孩子的教育问题就存在这种现象。还有，由人口老化而引发的“第二次人口获利”可能会出现，但这种时机还未到来，仍需要公共机构严谨的设计与安排。
本书很多章节的水平肯定超越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却非高级统计学家的读者。这些章节包含对那些想引用不太可靠的统计数据的非专业人士的重要警告。这点其实已经众人皆知，但作者只是想解释其原因。读者应当向这些章节的几位作者—特别是第二章到第四章的作者们致谢，因为他们在技术报告中采用了较易明白的句子。使读者能更了解问题的关键。其它各章则证实了数百万中国居民的实际生活问题，如移居人口问题、婚姻问题以及妇女和老年人的社会地位问题。
但当对比所有篇章时，有一个问题仍然很复杂。如果统计数据理应达到精确，那为什么某些专家在报告中似乎只管利用它们的表面价值，却没有对它们的精确性提出任何质疑？但无论答案是什么，当今社会的广大中国学生只要细心阅读整本书就一定会受益匪浅。本书及其参考文献和目录都具有很大的实际参考价值。通过对下一次人口普查的前等待过程中出现的中国人口变动问题而导致的真正社会挑战的关注，本书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避免误导或以不完整的印象主义方式处理问题，进而有利于更好的理解结果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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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明德，耶稣会士，曾为香港《中国新闻分析》供稿，也曾在中国多处工作，其后在台北辅仁大学任教，期间被委任为社会文化中心主任及翻译研究院院长，现为澳门利氏学社成员和澳门高等校际学院社会工作课程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