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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与中国当前的关系并不能用战略性来形容。此二者之间存在着牢固的政治关系，包括涉及了从人权到科学、从移民到金融政策主题的对话。1985 年订立的一个“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建立了二者关系的框架。于 2007 年开始洽谈的一个崭新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将取代其地位。自 1998 年起，二者开始了中国-欧盟年度峰会；接着，从 2005 年起，一个外交部副部长级的年度“战略性对话”也展开了。2008 年 4 月，欧洲委员会与中国政府在北京公布了一个全新的“高层经贸讨论机制”，以讨论经济与贸易方面的诸多问题。
然而，所有这些会议都没有实现二者在 2003 年提出的“全面战略型伙伴关系”。2004 年 5 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解释了他对战略性伙伴关系的理解：
“‘战略性’的意思是，合作应当是长期、稳定的，并对中欧关系更广阔的局面起到促进作用。它超越思想与社会体系的差异，且不受个别偶发事件的影响所支配。‘伙伴关系’是指，合作应当是平等互利且双赢的。双方关系应当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努力扩展共同利益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
温家宝对伙伴关系的定义不错，而我们也赞成战略性应当指把注意力集中在长远角度而不是短期目标的观点。我们还要在战略性关系定义上再加上两条：战略型关系不应当仅停留在经济上，还应在高层政治与安全问题上有所扩展；它应当集中于少数几个重点问题，而不是试图网罗所有问题。
如此看来，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远未达到战略性的标准。首先，二者的关系倾向于集中在短期层面，它们所关心的问题是诸如中国是否应当被归入市场经济，或欧盟是否应当对中国进口胸罩的数量提出要求等问题。
第二，二者之间的关系至今仍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长期经济走向显然具有战略性本质。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已向世界警示了它的重要性，驱使它在每块大陆上寻找原料，支付了它军事的现代化，并使中国对全球气候造成了威胁。而且，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论证的一样，经济争端有可能引发坏结果，或者倾泻到政治关系上。不论如何，除非欧盟和中国就它们在全球安全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与潜在纷争进行更多的思考，二者的关系就不能被称作真正的战略性关系。
第三，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缺乏中心。根据欧洲委员会的说法，中国与欧盟之间目前有 27 个涉及不同领域的协定与对话，涵盖的主题包括气候变化、区域政治、海运、旅游、太空科学、欧盟的研究与发展项目、ITER 核聚变反应堆、(1)
大学联盟、社会安全改革以及统一商品标准。
参与对话的人称这些协定与对话中的一些已经产生了作用。比如，关于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对话使中国在这一领域采纳了欧盟的规则。另一个对话则联系了中国的 17 所大学及研究所与欧盟的几所大学，使他们在预算、人员交流与新学科等主题上展开了讨论。第三个例子是社会安全改革，而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劳工部与欧盟劳工部是盟友。中国以雇主为基础的福利系统已经瘫痪，而中国政府在此方面也一直向欧洲各国寻找着灵感，其中瑞典的平等系统尤其吸引了中国的注意。同时，欧盟也斥资在中国开展了诸多的能力塑造项目，比如上海的中欧国际商业学校，以及北京的中欧法律学校。
除了欧盟与中国的对话和项目，它的一些成员国在某些领域—如教育、保健、环境、媒体改革与扶贫方面—也有各自的计划和项目。美国也支持类似的项目。但欧洲各国在境外培训中国人方面比美国略胜一筹。(2) 2008 年，中国赴欧留学生人数约有 170,000，而赴美人数只有 67,000。欧洲一些国家在它们自己的专业大学中培训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 的军官，并为中国共产党 (CCP) 的干部、律师、法官和监狱官员设计了专门的培训课程。美国为此类人群所提供的培训则少得多。
欧洲协会社会科学中国研究会会长周洪说：“欧中关系比美中关系宽泛的多，也深入的多。”顶尖政治家可能不知道那二十七个对话，“但参与这许多领域的专家们却理解欧中关系的本质。重要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这样的对话慢慢的、悄悄的改变着真实的生活。”但是，尽管联系欧盟与中国的一些项目与对话的确为二者关系平添了价值，它们却没有使二者形成战略性伙伴关系。作为多边世界的倡议者，中国的许多领导人都相信中国会从一个更有效的作出战略性举动的欧盟获益(当然，这并不会阻止他们—比如美国人与俄罗斯人—利用欧洲的分裂为自己谋利)。同样，欧洲的许多领导人也很高兴探讨与中国建立一个更具战略性关系的理想。但这样的关系要求欧洲各国在处理中国问题上学会言行一致，而这个要求在当前看来是很困难的。
分化的欧洲
欧盟与中国政府的组织方式使得双方都很难以战略性眼光处理彼此的关系。欧盟是一个不太可能以战略性头脑思考对外政策的组织。欧洲委员会负责欧盟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与总体经济关系。2006 年，二十七位委员中的十九位有机会访问中国。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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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 (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 缩写为ITER) 是规划建设中的一个为验证全尺寸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可行性而设计的国际托卡马克试验。“iter” 在拉丁文中意为“道路”，因此这个实验的缩写 “ITER” 也意味着和平利用核聚变能源之路。[引用自维基百科。编者按。]
2. David Shambaugh, “Seeing the big picture in American and European relations with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forthcoming in Shambaugh and Gudrun Wacker eds., Transatlantic Policies Towards China: Deepening the Partnership,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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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自 1998 年起即担任欧洲改革中心社长。他此前曾为欧洲货币论坛与
《经济学家》杂志工作。他创作了于 1994 年发表的《德洛尔：在杰克斯建造的房子内部》，并撰写了多篇 CER 文章，包括最近发表的《戈登·布朗的欧洲选择》，以及《为多极世界作准备：2020 年欧洲的对外与安全政策》，上述两篇文章均发表于2007年。
巴瑞斯，CER的代理社长。2002 年之前，她一直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与分析家在经济情报部门工作。而此之前，她是欧洲委员会的顾问与研究员。巴瑞斯最近在 CER 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包括：2008 年 2 月的（合著）《里斯本计分卡 VIII：欧洲准备好迎接一场经济风暴了吗？》，2007 年 12 月的《土耳其在欧洲资源安全中的角色》，以及 2007 年 7 月的
《俄罗斯、现实主义与欧盟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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