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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弗兰克·西仁的采访于 2008 年 4 月 8 日进行，时逢西藏动乱刚刚结束。此次采访由马库斯·恩格勒 (Marcus Engler) 所做，后经《野鹅杂志》(Wild Goose Journal) 将德文译成英文。原文张贴于“东南西北”的博客，具体可访问如下网址：www.zonaeuropa.com/20080408_1.htm。《神州交流》在此只重现了原采访稿的主要部分。
Q: 当西方人谈论中国时，要么兴高采烈，要么满怀厌恶。为何会如此极端呢？
A: 因为划时代的变化正在发生。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西方一直处于优势地位。无论西方征服者走到哪里，他们总能迫使当地人按照他们的规则行事。可现在，这种局面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正按照自己非常成功的方式前进。许多西方人都为中国的动力、现代性及中国人脱贫致富的速度感到着迷。
Q: 如何解释西方对中国的厌恶感？
A: 大约在九十年代后期，西方就产生了对中国的恐惧和担忧—他们担心不得不与中国分享资源，担心我们的金融利润会减少；担心资源会变得越来越贵，担心我们的价值观会失去原有的重要地位；担心越来越多的工作会流向中国或亚洲，担心我们的社会标准
失去可持续性。
Q: 这些担心难道没有道理吗？
A: 如果你相信我们因为自己的天然优越性就无需做任何事，那这些担心就是有道理的。我们必须思考哪些东西仍可以在西方生产，而哪些已不能；思考我们的哪些价值观令人信服，哪些不能。与以往不同的是，当面对我们所认为正确、正义的问题时，我们再也不能简单的去控制别人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的劝说与妥协。我们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思维方式。这很难，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Q: 如果这不成功怎么办？
A: 那我们的遭遇会与十九世纪的贵族相似。当时的贵族屈从于一种自欺欺人的信心，即新阶级的崛起会带来双赢的发展。但他们那唯己独尊的地位却再无法维持。事后看来，这是自然的历史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参与决策并共同进步。那时在国家层面上发生的事当前正在全球层面进行。并且，因为我们的固步自封，我们的想象力不够长远。同样地，未来的几代人将把西方的相对化视为正常与理想。
Q: 那我们注定要衰落吗？
A: 也不是。我唯一的担忧是，我们的傲慢和过分自信将使我们无法正视这一问题。从远处观察别国的情况总有些奇怪；例如，德国人似乎并不乏自信，但他们却倾向于把自己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Q: 中国人也那样看待我们吗？
A: 举例来说，年轻外向的中国人对我们有这样一个自我阻碍的民主感到吃惊—这种民主很难进步，因为它被一个难以置信的错综复杂的妥协折衷寻求过程所桎梏。
Q: 这是否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独断政体更适合迎接今天的挑战？
A: 这只不过意味着世界上既有运作不良的民主，也有运行良好的专政。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总之，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成功的发展工程，而且这一发展还远未超越其巅峰。如此众多的人脱贫是史无前
例的。
Q: 你怎样解释中国的这种崛起？
A: 直接说来，有三种方法可以在世界上获取权力: 商品、暴力和价值观。用价值观获取权力限于罗马教皇或伊斯兰国家。而传统的方法就是暴力—战争。但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通过暴力获取权利的方法变得越来越没前途—这是人类社会难以置信的进步！朝鲜战争是个转折点—它以僵局告终。从那以后，所有由美国挑起的战争要么失败，要么到最后也没有明确的胜利。这渐渐表明，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巧妙的建立贸易关系能比军事行动带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而这正是中国人的专攻方向—一个原因是柔弱，因为他们军备陈旧；而还有一个原因是聪明，因为他们在传统上是一流的商人。他们并不去征服别人，而是去创造别人对他们的依赖—集装箱并不会给人以威胁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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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西仁，知名德国畅销作家，纪录片制片人及亚洲问题专家。他已在中国生活近十五年，是《德国商务周刊》中国区总编，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方面的资深专家。他曾与 Christine Boos 和 Engelbert Boos 二人合著《中国管理手册》，并著有《中国密码—还有什么留给我们》，后者于 2006 年由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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