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尚未开始的时候，世界各地的科学圈子已经忙于准备庆祝两个周年纪念：查尔斯·达尔文的诞辰周年纪念 (1809 年) 及其代表作《物种起源》出版周年纪念 (1859 年)。也许正因为此种际遇，“进化论”和“创造论”这两种观念再次进入旧有争议的新一轮口水战之中。人们同样应记住达尔文理论的早期：对进化论的尝试性解释将其理解为一种对生命的挣扎，即“适者生存”，引用赫伯特·斯宾塞的说法。在二十世纪早期，这种理论被某种中国氛围滥用，应用于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间竞争。詹姆斯·里弗·普西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国与查尔斯·达尔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 年) 极其详细地披露了这些扭曲。

尽管出现了这些误解，但目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已经体现了在各国之间一直建立的多重互联关系，因而它们给目前的困境赋予了一种自二战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全球范围。人们是否应该假设世界的面孔已经发生突变？始料未及的结果是，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尤其在中国，但在其它地方亦是如此。沿着这种反思方向，金融专家和经济学家也许会同意：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道路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鉴于它正在建构世界经济的许多—即使不是全部—层面，正在影响国际社会，某种变革是必然的，尽管人们手头还没有或还没有想到任何解决方案。这是来自“破产后的生活”的号召，引用儒根•哈贝马斯的说法。该文讨论的更多是伦理问题，而非金融问题。

在此种情形下说“突变”仍具误导性。在宇宙的进化过程中，世界集体并非正在随波逐流，像一只渺小的“醉舟”在地球的浪峰上漂流巅荡，借用法国年轻诗人阿瑟·林宝德的比喻。如果在将达尔文进化理论应用于各国成长这一作法中具有某种扭曲，如上所言，它一定是将不同层面的现实混杂在一起。换言之，在生命形式进化与人类历史发展之间有一种不可逆转的质的飞跃。导致产生实际困境的当前时代的技术“互联关系”自身已经体现出人类集体内前所未有的“内在相互关系”，包括其最贫困成员。在世界公民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出现了一个在团结中成长的开放机遇。但是那些对它们进行建议和管理的各国首脑及政治家们是否能够面对他们领导职能的挑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众所公认，历史不会重复它自己，因为忽视历史教训总是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两次世界大战本身就证明了这个真理，而深深困扰上世纪和平年代的各次全球经济危机也说明了这一点。因而诚如弗朗索瓦·厄韦在其论文中的结论所言，幸运的是，在 2009 年，“达尔文的理论提供了建立关于自然、人类和上帝新视野的机会。这种视野是在历史的指引之下。……我们至今仍未用尽它理论的所有资源。”2010 年也会向同样的方向发展。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利玛窦的精神以及他在各文化间的友谊遗产将会在他逝世四百周年纪念上得到发扬。为了启动这些即将到来的庆祝活动，本期向读者介绍“中西之间亘古未有的最杰出文化中间人”(W. Franke) 的形成年代。


Yves Camus 赵仪文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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