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Gary M.C. Ngai 魏美昌

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受到不同部落、宗教和国家之间文化冲突的困扰，从古代到现代，从地区争端到世界大战，这些文化冲突不断地对人类和自然资源造成破坏。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到底有何办法来减少各种相互矛盾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并促进其和谐？我们那持久和平的共同梦想怎样才能实现？

对此，澳门可能会作出答案。没错，这个在世界地图上几乎看不见的澳门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但为何是澳门呢？让我从历史说起吧。

1. 澳门在历史上所起到的桥梁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坐落在珠江西岸的澳门只不过是个不足 2.5 平方公里的小渔村，(2) 当时的中国王朝仍闭关自守，直到葡萄牙人于 16 世纪中期占据澳门殖民之后，这个弹丸之地才为世人所知。葡萄牙航海家们所采取的航向与伟大中国航海家郑和在一个世纪前向西方航行的方向刚好相反，他们在向东方探索和扩展的过程中利用自己在澳门的基地，进而于十六和十七世纪将澳门变成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贸易枢纽。在当时，澳门向北与韩国和日本相连，向东通过马尼拉与墨西哥和美洲大陆相连，向南与暹罗、柬埔寨、马六甲、望加锡、弗洛里斯岛、Solor 及帝汶岛相连，并通过果阿与非洲和欧洲相连，还通过欧洲与包括巴西在内的中南美洲的东海岸相连。正是通过与这些地区的联系，一个全球范围的海上贸易开始形成，这也是全球化的第一步。那一时期的中国航海家和贸易商人见证了葡萄牙语以及后来的西班牙语如何成为进行外贸的通用商业语言。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及工艺品成为世界贸易中十分畅销且有利可图的商品，与此同时，包括玉米在内的大量农产品则从拉丁美洲引入中国。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Nao de China" (中国帆船) 和 "Galeón de Manila"(马尼拉帆船)一直是福建/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墨西哥西岸)至秘鲁之间贸易的主要载体。来自日本、美洲、尤其是墨西哥的白银通过马尼拉被运往中国，作为支付中国出口商品的主要硬货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象征着白银贸易的墨西哥“帕塔卡”成为了澳门货币的名称，并被一直被沿用到今天。

在起初的 3 个世纪里，澳门扮演着一个关键的区域性角色，即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大门。澳门向欧洲贸易商人开放，作为他们在出入广州之前的唯一外国人居住地。在获准驶入广州之前，外国船只必须先在澳门接受中国海关的检查。因此，到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远远早在香港的贸易地位被建阜之前，许多欧洲人已经在澳门建立了本国的领事馆，从而在此弹丸之地上发展起相当规模的欧洲人社区。如英国作家奥斯汀·科特斯所描述的那样：“澳门变成了整个欧洲在中国的前哨基地”，(3) 该地区由葡萄牙人和中国人共管，成为中国领土上一个特殊的自由港。在这一自由港内，东西方之间的事务以一种互相尊重和互惠互利的方式进行处理，这使得愈发繁荣的贸易促进了广泛而深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在福建省的泉州港被明朝政府关闭之后，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犹太人这些在 15-16 世纪里最为活跃的贸易商人开始把澳门以及与其相邻的香洲作为他们的贸易商栈，同时，他们的宗教、清真寺和 (基督教) 圣坛亦在该地区留下了痕迹。当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殖民地以后，尽管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本地区的争斗仍然存在，澳门的天主教堂开始出现了，澳门在 1575 年成为天主教会在东亚的第一个主教教区中心，并与该区域内的所有教堂形成紧密的联系。在 1594 年，远东地区的第一所西式大学—圣保罗学院在澳门成立，其办学目的在于对那些将要去中国和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在汉语、日语以及中日文化习俗方面进行培训。作为来自不同欧洲国家，尤其是拉丁欧洲国家的耶稣会士，例如利玛窦、金尼阁以及徐日升等人成为第一代杰出的汉学家。这些耶稣会士与其中国同仁 (如徐光启、李子超、吴历等人) 一起学习拉丁语，并一方面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建筑学、医药学、武器学、印刷术、音乐、美术等等翻译并介绍给东方，而另一方面将中国的哲学、文学、医药学、茶叶、瓷器、和工艺品等介绍给西方，以此促进中西方之间的双向文化交流。意义重大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是澳门对世界历史最大的贡献。而正是双方的互相尊重和互相宽容才使之成为可能。这表现在李卜克内西和伏尔泰在西方启蒙运动中向东方学习的态度上，也表现在清朝康熙皇帝向西方耶稣会士学习的态度上。当罗马教廷开始对中国教派和习俗采取强硬立场，并且导致与清朝廷保守派发生激烈冲突时，在澳门的耶稣会士却坚持中立，从而保持了社会和谐，并直到今天仍然如此。那融合了东西方元素的圣保罗大教堂牌坊的古迹象征了澳门的文化身份，体現了东西方文化在民间习俗、建筑、文学、绘画、音乐及美食学等方面的共存、互动与融合。

由葡萄牙帆船从澳门向长崎所承载的中日贸易开始繁荣发展，并对日本文化造成强烈影响。但幕府将军们却为此而恐慌，随后禁止贸易并迫害日本基督徒。于是，澳门就成了这些受迫害者的理想避难所。但是，直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地位被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及美国人所取代以前，贸易和文化交流继续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蓬勃发展。这些从西方来统治东方的海上帝国之间的斗争被生动地表现在东南亚和南亚历史之中，而这包括贯穿于十六世纪一直到十八世纪之间的泰国大城府 (暹罗) 王朝及其诸侯国家的历史，以及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无论如何，在该地区其它部分进行的跨文化互动从未停止。例如，印度尼西亚语言吸收了很多葡萄牙语的词汇。菲律宾人仍沿用他们的西班牙姓名，而锡兰人 (斯里兰卡人) 也仍然保持他们的葡萄牙姓名。日本人仍然会庆祝一些葡萄牙节日，来作为他们的文化遗产。而我们仍然可以在缅甸、马六甲和果阿看到传统葡萄牙社区中的宗教、习俗和节日庆典。他们与澳门在贸易、宗教和文化上的关系也仍然可以在我们的历史档案中被追溯到。西方在亚太地区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几乎与其对美洲的殖民扩张并列进行。而对澳门历史的研究可以为这一并行殖民过程提供证据和对照。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这一东方最坚固堡垒的大门被西方列强强行踢开，此时，澳门见证了东西方之间的平衡被完全破坏的过程，而这种失衡致使中国愈发受辱，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终止以及 1949 年中国内战结束为止。虽然澳门遭受了殖民统治，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却从未割让给葡萄牙人，从这一层意义来说，澳门所经历的殖民化并没有香港那般严重。在 1978 年，当关于澳门地位的双边谈判重新开始时，葡萄牙政府承认澳门仍然是“在葡萄牙人管理下的中国领土”。1999 年 12 月 20 日，葡方基于 1986 年签定的《中葡联合声明》将澳门归还给中国政府。至此，澳门是西方在中国土地上最早且为期最长的殖民地，而正是这一特殊地位使澳门一直有益于整个亚太地区。

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澳门维持了自己作为中立自由港的特殊地位，即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亦是如此。它从未被日军所占领，并成为整个亚太地区难民的避难所。即使在战后的社会动乱时期，这个弹丸之地仍为来自该地区的海外华人以及流亡的东帝汶岛难民提供避难所。(4) 而在 19 与 20 世纪之交，郑观应、梁启超、康有为以及孙中山等等很多有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家、改革家和革命者都通过澳门和日本去接触西学，并将澳门作为他们的活动平台，使近代中国造就了伟大的社会改变和政治变革。

对中国人而言，澳门一直都是他们去往海外的跳板，并且还成为一座移民之城，其中混杂着来自邻近地区的穷苦农民，后者被作为“猪仔”、奴隶或苦力被卖往海外的处女地，最远可至美洲—秘鲁、古巴和加勒比地区。而中国茶叶种植者则在 19 世纪早期通过澳门被送往巴西。最早的中国移民者是来自福建以及随后来自广东的船员及渔民，他们把妈祖(保佑船员的女神)文化一路带去南洋，而当他们在那里定居后，又把吸收了本土和西方元素的“南洋文化”—即“海外华人文化”带回中国，以此为珠江三角洲之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与多样化做出了显著贡献，这促使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摇篮。

当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受西方禁运时，澳门与香港一道维持对限量资本流、货物流和移民流的开放，并作为中国与其邻邦及西方之间保持通气的唯一“鼻孔”。在邓小平于 1978 年重掌大权之后，贸易壁垒被解除了，中国大陆开始着手将自己封闭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开放而自由的市场经济，在此背景下，澳门和香港成为中国从国外向大陆招商引资，以及引进技术、信息和管理知识的最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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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于 2008 年 8 月在由英国剑桥大学举办的“世界科学、艺术和交流大会”上首次以英語發表，并于 2009 年 5 月作了些修改。
2. 当葡萄人于 16 世纪在澳门建立殖民地时，澳门的面积只有约 2.5 平方公里，但在 19 世纪鸦片战争之后，葡萄牙人将澳门领域扩张至凼仔岛和路环，并一直向北延伸到澳门目前跟中国大陆的边界，加上在 20 世纪进行的持续填海，该地区的总面积已增加到 27 平方公里，其人口也超过 50 万。
3. Geoffrey C. Gunn，《澳门史》，页 28。
4.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一些亚洲和非洲的西方前殖民地发生了反华骚动，导致很多海外华人被迫离开这些国家。其中有 100,000 华人滞留在澳门，他们大部分来自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达加斯加岛以及莫桑比克，很多都属于第二代再次移民至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海外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