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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部分建筑架构已经失去，也因为现存文献披露甚少，耶稣会所建学院综合楼天主之母—即众所周知的圣保禄教堂—的全面艺术史评估一直难以完成。尽管面对重重困难，胡纪仑的研究从现存耶稣会信函、现代记述及最近的考古发现中收集补缀了关于圣保禄教堂的信息资料，并就这座综合建筑的原创作者、格局演变及圣像意义提供了令人折服的解释。从本质上讲，这本唯美的书是对题目的多维处理，将圣保禄教堂置于耶稣会理念、建筑传统和亚洲传教活动的联合背景下。
开篇一些介绍性章节为本书设立了舞台背景。在讲述完耶稣会的建立基础及指导原则之后，作者概括了耶稣会的建筑活动，勾勒出该会建筑的演变，即从早期无雕饰的反改革风格到后来的巴洛克式华丽风格，他还指出，华丽设计当时主要用于教堂，而非耶稣会的其它建筑。之后，作者对葡属印度的耶稣会支持修筑的建筑所作概览向读者显示，果阿的圣保禄学院和耶稣教堂的建筑都是圣保禄学院综合楼的直接先例。在对果阿各教堂的观察中有一点提醒读者，有些教堂的高架格局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继承了葡萄牙的“圣山”传统，也进一步引出了澳门圣保禄教堂的局。
当谈到澳门的时候，读者先是读到关于耶稣会士临在的摘要记述，特别提到 1594 年范礼安所作创立天主之母学院的决定。范礼安自己的言语被有效地用来解释他为自己所青睐的耶稣会在日本和中国传教活动而设立这个教育与管理基地的动机。在有些突兀的过渡之后，作者转向了从当代记述与考古挖掘中整理出的澳门综合楼的假设性外部构造，即学院的各主楼是围绕一个内院建成，而教堂位于其西面，人们可从小山沿台阶而上由南进入。我们至多知道，学院教堂的设计图—归功于意大利耶稣会士卡尔洛·斯宾诺拉，始于十七世纪初期、先前教堂被火烧毁之后—更多模仿葡萄牙模式，而非意大利模式；它提醒我们，这种结构类型—位于葡萄牙的飞地之内—表示了对该国家权力的效忠，而前面提到的果阿建筑也是如此。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三条走廊的设计方案类似于早期基督教会的长方形教堂，可能意在暗示教会过去和现在的传教活动，也许这比作者的建议更为可行，即一种“殉道理念也许激发了斯宾诺拉对教堂的设计方案”。关于斯宾诺拉，作者给予他的出生地太多注意力，而对其建筑设计的影响来源所下笔墨不多，包括其对果阿建筑的熟悉和其对十六世纪末期的了解。关于罗马与米兰建筑，曾有人有力地指出后者是澳门圣保禄教堂矫饰处理手法的灵感来源。
除了其它内容之外，最后一章还探讨了教堂的内部重新装修—也许发生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此次装修将教堂转变成一个精心设计的艺术整体：雕刻及镀金的天花板和祭台，也即那些能够给予这座建筑该书副标题所提之“巴洛克光芒”的装饰。重建的主祭台奉献给圣母升天，这为作者的论点提供了跳板：圣保禄教堂的外立面的设计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寓意上都是一个“祭台装饰画式的立面”。虽然它的古典隔间布局方式无疑是祭台装饰画式的，且它的雕刻程式似乎模仿教堂内部已经失去的祭台，但立面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表达圣餐(体)的含义仍是一种假设性立论—除此之外，这个壮丽立面还隐藏着许多圣像装饰画方面的复杂因素。它的说教性装饰—显然是一个由神学家所设计的程式，也许如胡纪仑建议的，是迪奥哥·考立亚·瓦兰台—以一种宣道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耶稣会的论辩实践。在强调童贞 (尽管在升天角色中并不完全排除这一点) 玛利亚的同时，雕像也提及了基督的受难、圣灵 (神) 及诅咒与救恩的比喻；从整体上讲，它们代表了天上教会的凯旋。和这些对应的还有最近被封圣和宣福的耶稣会士的肖像，立面涵盖这些人的目的是暗示教会在地上的成功扩展，尤其暗示耶稣会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教活动—这两处传教均受澳门的天主之母教堂管理。
虽然作者讨论了关于立面动机的一些文献资料，也提到了风格与圣像方面和亚洲艺术的关系，但作者似乎应更多讨论耶稣会的视觉适应实践，尤其应该讨论建筑及其装饰与澳门这块飞地自身之间的背景联系—在此地，西方文化外流，而东方文化则内溢。但无论该书需要何种程度的额外澄清或篇幅的更紧凑安排，胡纪仑的这本著作显然对有关澳门最重要的教会综合建筑的英文文献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该项研究的图解丰富、引用详细、写作精湛，为一个昔日宏伟壮观的建筑杰作及其承建者耶稣会士们做出了有趣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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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M·考微尔，是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大学裹的一位全面性艺术史教授，他教授的课程为西方美术史与跨学科研究。他於布兰代斯大学获得政治学和美术学学士学位，并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获得艺术史的硕士及博士学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