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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书颇为清楚且非常有用的引言中，作者解释了为何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可被用于理解大清帝国与其邻邦朝鲜王国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在此书的前几页就得到了很好的阐释，但其论证却须经过由许多相继重大事件构成的曲折历史来展开。
这固然给读者带来上佳的阅读体验，但有时却很难让我们按步骤地跟上作者的思路。难道只有专家们才能真正看透对这由事件迅速累积而成的编年史的所有重读吗？这本书更像是经过仔细检查的博士论文，而不是历史小说。
幸好，文章多处的行文风格都很生动，作者手把手地带你一起仔细观察那一时期，如此一来，当读完本书后，你会满足地感到你对清朝帝国主义有了颇多的了解，但面对书中所述的 (当时) 中国的政策、中国与其它帝国主义强权之间在中国领土上的纠缠、日本的野心、俄国向东方的扩张、英国在朝鲜的外交、以及这个国家的问题重重的政府与社会，你也会心生争议。
也许，当你在读此书的前几页并打算从头至尾一遍读完时，你可能会把引言看做另一份有些抽象的概念解释，而在其之后按惯例接着对每章内容的概要。那么好，在开始读每一章之前以及在读完每一章之后，你可以再回到引言部分，重新思考一下那些概念 (在各种形式下的帝国主义)，并鉴赏针对你刚刚读过的主旨内容的一两条清
晰主线。
如果你想从此书得到超越一般读者之阅读初衷的更多收获，那么将会吸引你的是这部分世界，而其中的参与者并不是西方强权相对贫穷、落后的亚洲衰退势力。当然，日本是一个矛盾的案例。但不知何故，高度帝国主义来得很晚，并且延续时间也有限。它当然有明显的重要性；但不足以理解在 19 世纪所发生的一切，也至少不足以理解我们当今时代的一些方面。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作者重新评价了进贡制度，因为他认为
J. K. Fairbank 对此制度的解读过于简单，以至于没有“公平看待几个世纪以来中朝两国关系的多元性。”(页 24)。随后，文中出现了几位有影响力的中国人……
在该书所研究的那一时期里，李鸿章当然有其重要地位 (详见有用但不太详细的索引部分)。在中国当时众多的改革派现代化推进者中，李鸿章是主要人物，他旨在强国兴邦，甚至为此不惜让步，以避免无常的公开冲突(页 57)。也正是他批准在朝鲜架设一条电话线，以使中朝两国之间的联通更为高效，同时牵制日本的影响力(页 136)。但中国在 1894 年 (中日) 甲午战争中失败，他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了。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袁世凯，但他很难得到读者的同情。当他在朝鲜任职清朝高级专员时被称为真正的朝鲜之王 (页 130)，几乎所有人都把他形容为有才智、有野心、有魅力，但也残忍、粗俗等等……李鸿章曾多次试图遏制他的活动，但袁还是成功地执行了在朝鲜的统治政策。
人们对陈书堂的了解较少，可正是他成功地在朝鲜民众中推行了正式清朝外交及商务往来。当然，(当时的) 商人、官兵、及其它普通中国百姓也不该被忘记，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对他们生动的描写……作者在书中用大量数据、描写和分析展现了清朝中国是如何试图通过采用多边帝国主义方式来保持其在朝鲜的优势，但却最终失败……对此，以上的评述无法概括其全部。
朝鲜又当如何呢？我们已经注意到，进贡制度不该被过分简单地视为一项由各个中国邻邦所接受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规则。该书最后以日本对朝鲜的完全殖民、大英帝国在朝势力的蒸发消失为结尾。因种种理由，清朝中国对向西扩张更感兴趣 (据 Perdue 和 Emma Teng 就中国扩张主义的著述，由 Lars 引用，其书评已在本杂志刊出)。
如此书所述，朝鲜有着强烈的本体感 (本体身份归属感)，并且有决定性的能力来捍卫其自治 (页 291)；中国与朝鲜之间任何友好的特殊关系都不能完全抹去朝鲜人对中国帝国主义苏醒的担心，而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意义重大 (页 293)。
用于提供参考信息的注脚通常字数都很多，但本书的注脚被以这样的方式编辑却很合适。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其阅读，因为这些注脚增添了许多有趣的信息和引用语，从而丰富了文本内容。这样的编辑决定对此书很好，虽然其作者表示写作是有趣的 (页 vi)，但“有趣”这一形容词并不适于来形容对此书的阅读，也许“迷人”一词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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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明德，耶稣会士，曾为香港《中国新闻分析》供稿，也曾在中国多处工作，其后在台北辅仁大学任教，期间被委任为社会文化中心主任及翻译研究院院长，现为澳门利氏学社成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