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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达尔文的进化论被科学家广泛接受。这个理论的细节仍然有激烈的争论，然而自从这个理论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产生开始，它就拥有强大的解释力。从那以后发生的科学争论都是在达尔文主义的框架之内 (有时被称作“新达尔文
主义”)。
达尔文主义宏伟蓝图产生的最显著结果是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关于世界的全球进化观。这不仅仅是在生命世界中的情况。即使所谓“无生命”意义的世界中的事情也似乎在处于进化的过程中。进化生物学与宇宙大爆炸理论密切相关。相对于“物理学的”意义，这两个现代科学的重大理论更具“历史学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他们避开了传统的科学进程标准。由于相似情况不可能历史上重复，他们不可能被可重复的实验证伪。历史是一个在一定时间带来崭新事物的过程。在这个方面，达尔文主义不仅为自然世界带来崭新的视野，还为科学如何应用带来崭新的观点。
这些因素解释了达尔文理论在其提出之时，为何在社会中产生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即使现在它已经被科学家广泛地接受，然而在一些难以轻易接受这种“从确定到不确定”(1) 深刻转变的领域，它仍然是一个争论
的主题。
本文将会讨论四个话题，首先我将回顾达尔文主义关于生命世界的主要观点。第二个话题将论及科学界对达尔文理论的反应，展示在开始阶段的一些阻碍。这些阻碍是与一些已经被认识到的科学观密切联系的。第三个话题将会涉及宗教。在大众和媒体中广泛的认为达尔文主义已经扫除了宗教的声音。情况是更加复杂的。在宗教的世界观之中来谈论这个转变也许更为合适。最后一个话题着重于人类与自然世界关系的观点。与传统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达尔文理论增加了在自然界内部人类的内涵。这产生了一个关于人类的崭新视野。
达尔文主义生命观的要点
查尔斯·达尔文并不是第一个认为生物进化已经发生的博物学家。他理论的一些组成部分在 1859 年《物种起源》出版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曾被分别提出。一个主要的阶段是查尔斯·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1830 年)，这本书被视为“现代地质学的转折点”。(2)
莱伊尔认同詹姆斯·哈顿 (1795 年) 为反对伟大的法国古生物学者乔治·居维叶提出的“灾变论”而提出的“均变论”。这种至今流行的理论假定了一系列的“灾难性”事件导致物种的灭绝和新物种的产生。对于莱伊尔而言，在很长时期之中自然因素的作用产生了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地理现象。我们不需要更加“神圣”(即超自然) 的介入来解释自然现象。长期和缓慢的自然因素就足
以解释。
假如地质学是遵循“灾变论”，而植物学和动物学是处于不变的状态，那么巨大的个体生物多样性可以简化为一定数量固定不变的“物种”。在十八世纪中期，瑞典人卡尔·林奈乌斯提出了至今仍使用的第一种复杂的物种分类法。物种之间有固定的区别。物种允许个体差异 (在狗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物种之中有不同的亚种)，而有时物种会灭绝。对于林奈乌斯和那个时期几乎所有科学家而言，就像在物理世界之中一样，永恒是产生现实的“科学”图景的条件。
物种的固定性被让·巴普蒂斯特·拉马克挑战。在他的《动物哲学》中，他提出器官不断变异的思想。一种动物器官的发展是通过习惯性的使用，这些习得性的改变能够遗传给下一代。拉马克的理论在一段时间中都很有竞争力。然而他没能觉察到物种灭绝的重要性，而物种灭绝的证据越来越多。在那个时期新发现的化石并没有展示出连续的变异，而是一系列的突然开始和结束。他的理论的另外一个困难是个体生物遗传特征的习得。一些生物终生不能习得遗
传特征。
我们需要重视生物类型稳定的思想。这种思想长时间地统治了西方思想。它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方面是宗教的影响：每一种类型的生物都是最初由上帝创造的(或者至少在每次“灾变”后)。只要它是被上帝创造的，他就不会改变，除非是那些不会改变“原型”的个体多样性特征。另一个同样有巨大影响的原因是科学的传统的(如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的)概念：所有个体生物都是永恒“本质”的表现。这种本质并不需要在一个个体生物中被完全认识。它只是构成了这种生物的“理想的”形式或者努力获取的目标(最终原因)：“自然进程没有任何真正创造的行为”(3)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给出大量进化的证据，并提出带来物种多样性的方法。在这一方面，他不仅仅再次阐述了“进化论者”直觉到的知识。而且为证明这些假说提出了新材料。“达尔文是一个拥有高度创造性的思想家，他综合了大量关键深刻的见解，一些来自他的科学工作，其他来自他所处文化环境流行的观念。”(4) 他的理论包括了如下思想：(一) 随机变异...
1. 参考大卫·皮特:《确定到不确定: 二十世纪的科学故事和思想》，华盛顿，Joseph Henry Press，2002 年。
2. 伊安·巴伯：《宗教和科学》，三藩市，Harper and Collins，1997 年，页 50。
3. 皮特·鲍勃，《猴子试验和大猩猩布道》，剑桥，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年，页 51。
4. 皮特·鲍勃，《达尔文的独创性》，《科学》，323，2009 年 1 月 9 日，页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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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厄韦，自1983 年起为耶稣会士，在法国卡尚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在 1976 年获得物理学(等离子学)的教师资格证书，并于 2000 年在巴黎塞伏尔中心获得天主教神学博士学位。他首先在莫斯科的圣托马斯研究所教授神学(1992-1995)，从 1997 年后在塞伏尔中心耶稣会神学部教学，并在 2005 年被任命为教务主任。他发表过大量著作，包括《达尔文和基督教，真实和错误的辩论》，巴黎，Buchet-Chastel，2009 年；《科学、信仰、智慧：有任何相似之处？》，L’Atelier，2004 年；《教会学》（一门在俄罗斯的课程），莫斯科，Saint Thomas College Editions，1996 年。他也参与许多科学或神学文集出版，也在科学和神学领域的学术刊物发表多篇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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