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解体后的数年，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将欧亚大陆看作一个“大棋局”，(1) 这个“大棋局”在沿着丝绸之路的分支进行掠夺和贸易的最近数百年间一直持续。

由于其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大棋局”同样也是一个文化的“十字路口”。在这些交流中，从西方来到东方的著名的旅行者也留下他们的名字。在公元635年，一位叙利亚修道士阿罗本和他的团体在长安定居，当时他们第一次在华介绍基督教信仰。其他传教士随后而至，并因他们的外交角色而闻名：蒙古族大举扩张和穆斯林的马穆鲁克骑兵威胁东欧和近东之时的柏郎嘉宾(1182-1251)和蒙高维诺(1246-1328)，尼古拉波罗、马飞奥波罗和马可波罗(1254-1324)探索和发现了中国很多令人惊奇的地方。与此相反的方向，从东方到西方，一位在元大都(北京)出生的土耳其裔基督教修道士拉宾扫务玛 (1220-1294)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旅程中，在 1280 年作为外交使团的一员被送往欧洲寻求反击马穆鲁克骑兵的帮助。

随后，在维多利亚英国和俄罗斯帝国在19世纪的“伟大的博弈”之后，摇摆不定的外交一直持续到现在，正如关于这个主题的两篇文章所阐述的。我們沒有必要回想起，中国在大航海时代早期也曾受过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扩张在世界范围引起冲突，它们在马德里附近的托德西拉斯(1494)签订条约划分了各自的区域。但是条约中也附带一个义务：两个王权都要支持和“保护”它们区域内基督教传教事业的扩张(就是所谓的保教权)。

在这种好战的世界背景下，利玛窦来到中国，而今年正值其逝世四百周年纪念。三十岁时他在欧洲接受了一个长期的修行。(2) 他的余生大部分时间在往中国首都北京途中，在南方不同的地方停留，直到他逝世前九年利玛窦才到达北京。他被允许住在皇城之中，他希望获准与万历皇帝交流，但是万历却从没应允。利玛窦的目的是容许他将基督教信仰介绍到中国。然而通过他与许多行政官吏、文人、科举应试者、学者、佛教僧侣、高级官员的友好交往，他进行了很多认真的对话。他经过严谨训练的惊人记忆力，他对语言和文字的熟练掌握，他在数学、制图学、天文学和音乐方面接受的训练，以及他的著作，这些使他获得听众的注意和越来越多的敬仰。他也能够修正对统治者顺天而治极其重要的历法，利玛窦通过将中华帝国置于世界地图的中央，暗示了中国人民处于上帝注意力的核心(如许多其他国家)……正是由于这种友好的方式，这种对帝国和儒家圣人重要传统明智的尊重—尊敬家族祖先，利玛窦得以被接受。当利玛窦逝世时，朝廷官员从尚未见过利玛窦的皇帝那里得到为利玛窦在皇城里按照他的方式举行庄重葬礼的指示。就像在另外两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中所说的，他的继承者接着他的脚步，一方面将中国经典翻译为外语，另一方面采用中国的精神传统。尽管经过了义和团运动的惨剧，栅栏墓地在 1900 年被毁坏，利玛窦的遗迹仍然像等待果实的珍贵种子一样被播种在中国的土地里，具有丰富意义。


1. (美)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共175页。
2. 见：柯毅霖，《利马窦学术及科学才能培养之背景》，《神州交流》，Vol. 6, No.4, 2009年，第72-93页。


Yves Camus 赵仪文
Editor

back to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