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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著作均是再版。关于忽必烈汗的第一本著作恰逢庆祝首版二十周年；讲述拉班·扫马在西方旅程故事的第二本著作首版于 1992 年。两本著作都有新的序言。罗萨比的两本著作是研究专家的作品，但也易于阅读。
关于忽必烈汗，作者完整讲述了他的一生，也充分地描述了他的时代。第一章关于“早期蒙古人”；最后一章(第八章)描述一位皇帝没落。而在第五章忽必烈才成为中国的皇帝。
在这之前这位新的皇帝做了什么？在第一章的最后，我们了解到“贵由成功扩大帝国版图(往西方)并没有缓解与成吉思汗后代的紧张”(第 18 页)。由于母亲政治敏锐，蒙哥在 1251 年贵由逝世后被选为大汗。选举的纷争也导致蒙古内部的冲突，蒙哥成功清除他的对手和反对者，同时忽必烈在远征“中华领土”中激烈战斗，以扩展蒙古的统治。
在第二章中忽必烈被描绘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袖，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封地是北中国，这是一片生活着定居农户和充满所谓儒家文化和道家及佛教哲学宗教的领土。
蒙哥在1258年逝世。他的弟弟旭烈兀迅速从中东返回蒙古参与忽里台大会(选举下任大汗的集会)。经过一场争夺蒙古领袖的激烈内讧，在 1260 年一场竞争许久的选举后，忽必烈才获得大汗的头衔，
从那以后，似乎蒙古帝国的西部与东部走向不同的道路。在 1264 年忽必烈决定召开一场忽里台大会审判他凶狠却已被打败的兄弟和对手阿里不哥，但主要的可汗国(波斯、俄罗斯和中亚)的领袖都找借口缺席。虽然他们都将忽必烈尊为大汗，一种“反常的气氛继续围绕着他”。(第 62 页)
在最终战胜宋朝以后(第四章)，大汗成为中国的皇帝。忽必烈“终于承认他不能控制中亚。”(第 110 页)。这也许是一场文化的冲突：海都声称忽必烈(他的堂兄)背叛和放弃了游牧生活的传统(第 104 页)。最后，“忽必烈试图在—现在新疆的—干草原和绿洲实行自己统治时遭遇巨大的困难”(第 112 页)。忽必烈远征日本失败，但他征服了朝鲜。他随后集中他的力量用于统治中国。作为“蒙古”版图的另一些部分，许多地区事实上是处于“实际上自治”的情况。(第 115 页)
罗萨比总结忽必烈的成就：“他寻求统治而不是简单地剥削这一个在那之前世界历史上最大而人口最多的帝国……(但是他的)统一和统治已知世界的理想”(第 231 页)没有实现，而他的继承者放弃了这个理想。
虽然征服中国是相当大的成就，忽必烈不应该仅因其是中国元朝的创始人而被铭记，也应该因其是蒙古的大汗而被铭记，尽管这存在着争议。
第二本关于第一次从中国到西方的著作，也许可以确认这么一种看法：欧亚大陆、中亚和中东战略上非常重要而且难以统治。该著作第 10 页的地图几乎与忽必烈传第 111 页的地图一样。这幅地图展现了波斯伊儿汗国(或帝国)、察合台汗国(或帝国，或海都的领地)、钦察汗国的领土和巨大的大汗帝国的边界。
拉班·扫马属于汪古部落，这个部落信奉成吉思汗至高无上的力量，他出生在景教家庭，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进行如此漫长和危险旅途的原因。罗萨比简洁且有效地概述了拉班·扫马的信仰和景教特征。
在 1260 年马古斯加入(第 34 页)，他是“一个具有天赋和虔诚的景教徒”，也是汪古部落的突厥人。他在 1245 年出生并且是具有很高名望的拉班·扫马的学生。他确信他的使命是前往西方访问耶路撒冷。因为新大汗选举的斗争，1260 年也是一个动乱时期。
在欧洲人所知的夏都即元朝上都，忽必烈汗由于宗教和政治动机同意了这次旅程。出发的时间在 1275 年至 1278 年间。这两位官方的朝圣者也许是在 1280 年到达巴格达。在所有这些地区，聂斯托利教派(2) 和穆斯林并不和谐。拉班·扫马和马古斯向聂斯托利教派都主教马登哈介绍他们的修道生活。在他逝世后，马古斯获选为宗主教，并改名为 Mar Yaballah。
第二章的结尾是这次旅途的结束，这两位英雄在他们认同的国家平静地生活。但是拉班(不再是“班”)扫马被伊可汗授予一项新的任务。焦点从中国转向欧洲势力、穆斯林和蒙古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蒙古自身危险地分裂，而欧洲距离政治统一也尚有距离。
在 1286 年阿鲁浑可汗交给拉班·扫马信件和口信，派遣他邀请教皇、拜占庭君主和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组成联盟反抗马穆鲁克，将他们赶出叙利亚和圣地，从而满足欧洲的雄心并且保卫可汗自己的领土。拉班·扫马确实到达罗马，也在巴黎会见了法国国王，在波尔多会见了英国国王。他也访问了许多教会和圣迹。
在 1288 年拉班·扫马回到波斯，他告诉阿鲁浑上述政治任务的结果。在 1290 年，来自钦察汗国的威胁促使阿鲁浑无限期推迟他与西方结盟的计划，在他 1291 年逝世后这项计划再也没被讨论。
在拉班·扫马的余生中，他在波斯“非常高兴……特别是他有机会将他自己所有时间用于宗教生活”(第 176 页)。
在 1887 年，他原始报告的叙利亚文译本被发现，这份报告表明编者对神学比政治感兴趣。它展示这段紧张历史时期的大量内容，包括许多人、地方、和从中国到欧洲政府—包括所有可汗国和其他两地之间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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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明德，耶稣会士，曾为香港《中国新闻分析》供稿，也曾在中国多处工作，其后在台北辅仁大学任教，期间被委任为社会文化中心主任及翻译研究院院长，现为澳门利氏学社成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