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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的香花
2011 年 2 月 3 日，中国外交部宣告，1,371 名中国公民(含港人)，已乘包机从埃及平安回国(参见《人民日报》电子版)。其中不少是利用新年假期出游看世界的中国游客。另一些中国人，出于不同的原因，接触过对他们有着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不同文化和社会政治环境。然而，中国的普罗大众是否真正了解诸如巴林那样的国家(更别说吉布提了)，颇值得怀疑。他们无法迅速认识那些国家发生的事情。平心而论，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又何尝不是如此！
那些近来被人民起义摇撼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人民起义有时会导致长期实行独裁的领袖下台，有时起义者对自己起来造压迫性政权的反是否能够成功仍缺乏把握。虽然评论俯拾皆是，但要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并进行所谓的客观分析，依然为时过早。在今后几期的《神州交流》中，我们将提供深度评论，但眼下我们只能将一些七零八碎的东西拼凑起来。例如，本期《神州交流》已经论及事件的地缘政治意义。虽然它十分重要，但是难概全貌：人民的参与，过去是、今后仍将是各地示威运动的主要特征。对这两个方面，记者们业已作了评述。
在2011年2月16日上传的题为“中国人缘何未受埃及启迪”的专栏文章(FT.com；《金融时报》)中，戴维•皮林引述中国人权活动家滕彪，称“普通百姓才不管别的国家发生什么呢。”诚如前文所述，不仅仅是中国公民如此。人们关心的，往往是他们的切身利益，如果群众示威危及社会稳定，那么切身利益就会受损。阿兰•弗兰尚在《世界报》(电子版，2011 年 2 月 17 日)上，强调了另一方面，称所谓的“北京共识”，未能对埃及青年为何成功地决定唱另一首歌做出解释。他们的勇敢举动，为其他多个国家竞相效仿。这些邻国之间，确实不乏相似之处。政治学家将对它们以及受威胁政府的不同反应，进行详尽探讨。
绝大部分示威者的决心，至今令人倍感惊奇。先进的通讯工具(有些国家当局迅速予以控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在突尼斯和埃及，决心与勇气找到了另外的表达形式，因为没有人能够肯定，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什么。诚如夏虹德 (Pierre de Charentenay) 在其博客 (blogcharentenay.revue-etudes.com， 2011 年 2 月 12 日)中称，解放广场事件，是伟大的精神时刻，“紧随其后的，往往是权力争夺，甚至暴力。”一旦意识到这些可能产生的痛苦，我们就不能轻率地说：早就对你们说过，革命的代价是高昂的，会带来混乱，生命及个人财产会蒙受损失。我们希望，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能够证明该预言的错误，并按照他们在和平斗争中宣扬的政治伦理标准来开创未来，尽管找回并确保新的更富成果的社会稳定，绝非一日之功。
上述警告鼓励我们提前审视可能出现的动荡，尽管社会表面可能令人颇为满意。特丽萨•赖特在其所著的《接受威权政体：中国改革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0)中，谨慎地论述了中国人民是如何基本上接受了当今这个威权政体的。但胡锦涛并未天真地指靠这一共识。2011 年 2 月 19 日，胡在北京举行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称中国“仍然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他号召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参见“新华网”英语版的English.news.cn)。“和谐社会”的老调新弹？也许。也可能是为发生在世界其他国家的事件所促。老百姓兴许不在乎也门或利比亚，但对马格里布人来说，他们会关注“新春的香花”。
Dominique Tyl 狄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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