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交流》Chinese Cross Currents

前言: 统计数字背后的人们

第一卷第四期 2004年10月- 12月

当人们想到中国的时候，除了其辉煌的文化和五千年的历史之外，马上映入脑海的恐怕就是她的众多人口。中国是现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仍然位于印度之前：我们最近一次浏览中国人口信息和研究中心的网站(http://www.cpirc.org.cn/)时，其实时在线人口数显示为1,299,120,135人，比历时十年的 2000 年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整整多出三千五百万。这些数字确实触目惊心：正如官方所经常指出的，这意味着中国每年增加人口数等于“每年创造了一个新的中等规模的国家”。诚然，人口通常与民族（或国家）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庞大人口数目仍是强国地位的一个前提条件。

毛主席自己从未被说服过，甚至精明强干的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让他改变看法：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必须予以控制。退一步讲，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论持很深的怀疑态度。然而，早在 1954 年的时候，北京、天津、河北、上海和浙江等地就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政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期（1970 年 5 月），卫生部命令向人们免费发放避孕药具。不过，直到 1977 年底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呼吁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且政府的新重点放在了“现代化”上──巨大人口从而成为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负担──计划生育政策被纳入了修订后的宪法之中。至于一胎生育政策，我们可以追溯到 1978 或 1979 年，当时将 1980 年的自然人口增长率定为 1% ，2000 年定为 0%。虽然这些计划没能得到实质性完成，但一胎生育计划终得以实施，从而从最初的建议性政策转为后来的义务性强制，尽管政府多次重复说，计划生育政策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今天，自然增长率 1% 这个目标已经实现，独生子女的一代已经长大成人。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现今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受到人们的忽视── 一些人为额外的孩子支付数千元人民币了事，另外一些人则去那些没有关于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记录的医院接生，而更多的人则选择贿赂的方式──有鉴于此，中国政府正认真考虑转向两胎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四年里，中国政府几乎没有采取放松措施。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于学军最近表示，如果官方政策没有太大变化，他的计生委正在“研究对现行人口策略的调整”。

关于修改一胎生育政策的讨论，人们可以有许多方式参予。人们可以坚守一种伦理立场，但这还会有任何讨论么？并且，这能改变那已经无法挽回的过去么？另外，许多专家认为，随着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育率最终会降低，因而他们讨论该政策（及其残忍手段）的实际执行：人口转型最终肯定会发生，只不过速度会慢一些罢了。审视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是考虑我们今天能够改变什么；这样，为了能够使人们形成自己的观点、影响将来政策，我们需要良好的信息以及人们互相争论的主张。

因此，我们要求“人口学家们”将他们的发现呈现给他们的科学圈子之外的更广泛的读者群。赵中维与陈卫首先向人们介绍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所经历的显著人口转型，然后他们反省了中国此举的成就，同时又揭示了前面路途上的挑战。依沙白•阿塔尼描述了中国过去二十五年的一胎生育政策以及对于男孩的偏爱的“传统”思想如何导致了二十一世纪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而李树茁与靳小怡通过分析中国农村地区的一种流行趋势：在结婚之后，新郎迁进妻子的娘家，从而剖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城市地区。蔡昉与王美艳向人们描述，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流动工人如何仍然受益很少，从而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改变这种遗憾局面的第一步措施恐怕是放松甚至废除僵化的户口制度。最后，顾大男通过质疑中国能够（应该）如何应对人口的加速老龄化问题，而对人口转型的最后阶段采取了新颖的诠释。有趣的是，虽然没有任何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一胎生育政策的某个层面，但它们均从某种程度上将该政策作为它们的讨论核心。还有，虽然与本期专辑的主题没有太多联系，我们却吁请一位研究家庭的历史学家反省了这样一个问题：现代性在西方是如何被理解为各代人之间的纽带的腐化因素。显然，我们不能远离真理。

本专辑（包括专辑后面的书评）的指导原则无非是在强调，虽然“人口研究”的基础是“坚实的”科学研究，但它最终会向我们讲述关于社会的故事；也会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统计数字背后的人们”。

苏鼎德 (Eric Sautedé),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