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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交流》Chinese Cross Currents
在近三十年前，“财富”这个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是一种亵渎，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一种症兆，只要人们提到这个词，严惩是逃不掉的。今天，中国主席胡锦涛在全球财富论坛上发表演讲—这种富人的聚会在中国过去六年里曾发生过三次。在今年的论坛开幕式上，胡主席似乎相当自豪地强调，“《财富》 500 强企业中已有 400 多家在华投资”，于 5 月 17 日论坛的 850 位参会嘉宾被邀请到天坛参加盛大宴会，激光在祈年殿上空清楚打出了“北京”和“财富”等字样。在《财富》排行榜上，10 家中国公司名列其中；另一份与之竞争的商业杂志《福布斯》自 1999 年起每年均发布中国企业排行榜，从最初的“中国富豪头 50 名”到现在的“中国富豪头 200 名”。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取得令人瞩目的增长。自从1978 年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平均达到 9.5% 。这种非凡的发展速度已经使得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从2002 年开始，中国的对外出口名列世界第四位，对内进口名列世界第六位—世界上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并且还为科技腾飞打下了铺垫。作为“中华崛起”的象征之一，这些成就最终在 2003 年 10月的载人（航天员杨利伟）航天事件上达到顶峰。简而言之，在短短的25 年里，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创造爆发，并且成功成为一个真正“至关重要”的世界大国。 因为这个昌隆的运气—经济发展及现代化，中国社会发生了深远变化。现代化带来了城镇化、工业化、职业多样化及个人化等等。各种文化正在受到影响，价值观正在改变。开放的机遇已经变成了成功的动力，从而加强了个人化行为模式—具有自己的标志与象征。随着财富的增长，各种不平等也在增长：个人间的不平等、城乡间的不平等以及内陆和沿海地区的不平等。中国现在的吉尼指数 (Gini index) 已经达到了 0.46 （这个指数是衡量社会收入不均衡的广泛使用方法之一， 0 表示每个人的收入相同， 1 表示一个人拥有全部的收入），而 1980 年时低于 0.30 。 一些中国学者指出，这种巨大繁荣正在“掩盖着严重的问题，为了避免社会危机，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1) 这种不顾社会代价而竭力寻求经济增长的作法已经引起了中国三个主要学术潮流之一“新左派”的批评。没有人能比清华大学文学教授、《读书》主编汪晖将此潮流的不满意见概括得更为精辟：“今天，中国正处于被误导的社会主义和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这两种极端主义之间，受累于这两个体系的最消极层面。我们必须要寻找另外一条出路。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伟大使命。” (2) 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期待“一个平等的社会”—想想它在二十世纪的激进及错误的表现形式，我们至少可以期待一个稍为公平的社会。温家宝总理于三月份在向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危急的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困境。而且，胡锦涛主席自己似乎为建设一个更为公平的“小康社会”这个目标赋予了最高的优先性—即向成功整合富足与节俭这一目标而努力。 那么，这样的社会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价值观基础上？当我们认为，一个价值体系不仅仅是一套价值和良好意愿时，那么哪些价值应该具有优先性及由谁来决定？许多观察者已经注意到（且担心） 2004 年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归、尤其是“政治儒学” (3) 的回归：是否儒学的复兴真正能够有助于完成发现“另一条出路”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为了能够解决“成功与价值”之间常常冲突的关系，本刊的作者从商业 ( 王赓武和章峻波 ) 、法律 ( 山显治 ) 、政治 ( 艾谜丽 ) 、性别 ( 柯群英 ) 以及心理兼自述 ( 余安邦 ) 等角度对伦理进行了讨论。专题部分刊登了伍尔登的关于媒体在报道 12 月 26 日东南亚海啸过程中的“全球性”角色的评论，以及鲍铭言的讨论欧洲采用《宪法条约》的进展情况的述评。 尽管我们相信，思想的成熟过程就好像一条河一样曲折蜿蜒，但我们坚信亲爱的读者会发现本期的文章及时而有益。 (1) 胡鞍钢、王绍光和丁元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载于《战略与管理》， 2002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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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2010-06-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