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交流》Chinese Cross Currents


前言: 和谐的生活——
满足我们现在及将来的需要

第二卷第四期 2005年10月-12月

可持续发展还是一个相当新的概念。事实上，这个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联合国大会提出建立一个特殊的委员会，计划推行“长期的环境策略，旨在 2000 年以后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后来的布伦特兰委员会，它于 1987 年发布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在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一种“满足现在需要但不危及将来人们满足其需要”的发展过程。之后，该报告又将可持续发展等同于“一种变化改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资源开发、投资方向、技术发展定位体制变革以及生物圈吸收人类活动影响的能力等均应与将来及现在的需要保持一致”。

尽管该定义十分清晰，但其直接与广泛的成功却带来了许多困惑。当保护环境悄无声息地变成了人们关注的主要焦点时，可持续发展也就与“所有正确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教育发展、合适的卫生保健、妇女解放、社会不平等斗争、根本权利的保护，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已被理解为“进步”的最新同义词—而“进步”这个概念已经深陷危机，需要更新。而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总是将环保与人类活动及现在和将来的社会需要联系在一起，从而改变了我们关于“进步”这个概念的看法。当我们考虑到那些危及自然四因素 (与农业活动具有紧密联系的“水”和“土”，“气”以及“能源”之“火”）的时候，倘若要强调其紧迫性，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发展的“需要”与“成本”。

在经过二十五年的经济发展 ( 有人甚至会称其为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 ) 之后，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大气污染在一些大城市已经达到了足以令人担心的程度，沙漠化已经到达了城市的门口，越来越多的水源受到了化工污染，食品安全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对于原油进口的依赖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等等。新一届政府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领导下，于 2002 年末提出，“以人为本”将成为新政府的执政核心，这说明，中国将不再不计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如果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异成为根本目标，即从“先致富”到“共同富裕”的政策转变，那么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就同时明确提出。于十月份刚刚审议通过的中国的十一五规划 (2006-2010 年 ) 恰恰为官方称之为“科学发展”的概念打下了基础，从而确保不断提到的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的实现。在这个新规划中，经济增长被定义为“服务人民，提高生活质量”。

因此，可持续发展的话题在中国受到了广泛的讨论，而公共政策方面所急切需要的新视角也预示公共管理方面将发生深刻变化。

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们本期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也谨慎地与保护环境联系在一起。首先，伊懋可为读者呈现了环境史的宽广视角，讲述了中国地形地貌在过去三千五百年的变迁。然后，郑易生为我们描述了中国过去十年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方面的努力，以及将这些努力付诸全面实施的迫切要求。在马中和里欧·霍恩看来，如果严肃考虑所有经济活动因素，那么环境财政手段的改革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达林太和沈孝辉为我们从更为技术的角度提供了影响今日中国“土”元素的两份个案研究：其一是草原沙漠化，其二是林业的永续管理。最后，付涛为我们描述了中国的环境运动的进展情况，以及它是否将成为改变国家和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动力。最后部分是奥古斯丁·朗迪埃和大卫·泰斯玛尔所写的本期主题以外的“专题”文章，文章讨论今天美国重新兴起的“基因人类学”。

在此，我们应该感谢福特基金会所给予的巨大帮助，他们帮我们确定了本辑投稿者；我们尤其感谢驻于北京的该基金会的环境与发展事务官员白爱莲。 (1)

(1) 大多数投稿者的确定均是通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2004 年所出版的《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二辑）而实现的。

苏鼎德 (Eric Sautedé),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