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交流》Chinese Cross Currents


前言: 大多数农民：
土地不再缄默

第三卷第三期 2006年7月-9月

自2004年以来的连续三年时间里，农村的发展以及农民和农业的总体情形一直吸引着中国中央政府的注意力。这些都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2006年初联合签发的《一号文件》提供了内容与素材。另外在2006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定为“十一五”(2006-2010 年)规划的“首要任务”。此举的目标是解决相互交织的“农业”、“农民”和“农村”这个所谓的“三农问题”。简而言之，中国农村再次成为中央政府议事日程上的重点。为什么？

统计数字自身可以说明问题。尽管农业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但农业仍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几乎占 GDP 的 15%，提供了超过四成的就业机会。虽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正在下降，但仍高达 60%，达到8亿。农村曾经有恩于整个国家，因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农村地区为国家经济成为了两次重大发展的催化剂：第一次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家庭联产责任制取代了公社制度，个体农民被允许从集体手里租种土地；第二次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农村工业即所谓的乡镇企业迅猛发展。

然而，中国农村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深远的危机。城乡收入差异正在无可救药地拉大：虽然农村实际收入在2004年增加了6.8% (1996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在2005年增加了6.2%，但城市收入仅在2005年就增加了9.6%。教育机会和基本医疗再次成为问题，城市提供的养老及其它社会福利在农村基本不存在。尽管2004年取消农业税这一举措一直是抗击地方政府滥税行为的有力手段，但失灵的财政流转体系使地方政府在向公共服务投资拨款方面变得越发困难。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发现了一种替代财政融资手段，即在仅有的具交易价值的商品—土地—上做文章，地方政府的做法有时是合法的，但在涉及到土地所有权问题时，又常常带有欺骗成分。

中国农村地区的怨恨情绪正在与日俱增。这种怨恨情绪不仅在关注集体的学者和律师所做的独立调查与问卷中体现出来，而且也在中央政府自己的报告中有所体现。根据新华社 2006 年 9 月2 日的报道，公安部统计，在2005 年共有“87,000例与失地相关的抗议、暴乱及其它‘集体事件'”，“比2004年增加6.6%，比2003年上涨50%”。温家宝总理也在2006年初警告人们: “非法占有土地在农村引发集体事件”，并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再犯历史性错误。”

为了能够讨论必要的法律和政策改革，我们邀请了一些中国学者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土地所有权、财政税收流转及能够鼓励新经济活动的路径等方面的问题。在温铁军这位以提出“三农问题”的说法而闻名的经济学家看来，土地的分配和管理方式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不过，没有必要为了全面私有化，而废除农村土地30年的实际使用权制度。周飞舟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农业税的取消过程及其结果。由农村富翁变成的活动分子孙大午，致力于推行一项有利于农村新企业建立及再次将人及其职业，放在问题核心予以考虑的新立法。这恰恰是弗朗西斯·德苏撒所要传达的讯息，只不过背景不同罢了：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贫穷缓和中心”帮助印度卡纳塔克邦农村地区的贫困和边缘化家庭的作法—突显人的重要性。

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农民的支持下于1949年取得政权，如今中国农民再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最高层显然已经听到他们的不满，并且严肃对待。我们真心希望，当最后能采取有效措施之时，农民的声音仍被关注。

赵仪文 (Yves Camus), 总监

苏鼎德 (Eric Sautedé),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