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利氏通讯 4

第 4 期 － 2005 年 2 月

在世界上某些国家，传统习俗要求人们在一月一日前进行年祝福；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新年祝福要在一月一日之后进行。在澳门，我们既在之前，又同时在之后：两个新年（阴历和阳历）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值此之际，我们愿意将最真诚的祝福送给收到此份通讯的每一位。

在向您介绍本社的一些活动之前，我们借此机会，对您给予本社工作的支持与兴趣，表示衷心的感谢。让我们首先向您汇报本社成员所合作的活动项目，然后再告诉您他们个人的研习情况。

国际研讨会

一年一度的研讨会动员了社里每一个人。也许您已经知道，去年的研讨会主题是“文化与法制：中国与西方传统”。本次研讨会为期三天（2004年11月24、25、26日），在澳门旅游学院美丽怡人的氛围中召开。我们共邀集了四十余位嘉宾作为此次会议的主席、演讲者和讨论者。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五十余位人士登记，或全部或部分地出席了此次会议。一大群澳门大学学生的参加也可以约略显示与此次研讨会主题相关的一些问题的重要意义。关于此次研讨会的具体程序和时间安排，请 按此浏览 。

与会者的演讲非常具有学术性，但每次演讲之后的讨论与交流也同样踊跃与热烈。与会者来自不同的地方、年龄阶段和背景，因而他们的观点也相当迥异。与往常一样，我们不能用三言两语来描述这些讨论与交流的内容，只能择其一二重点叙述如下：
首先是关于文化层面：作为首位发言者，Léon Vandermeersch教授在他的演讲中通过提醒听众礼仪在中国的重要意义而涉及到了这个层面。在总结此次研讨会的小组讨论中，他再次指出，虽然相关争论是关于法律的，但是这个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内涵并没有被人们明确提出。当然，人们经常听到关于法治 (rule of law) 和“依法治国”(rule by law)之间的区别。一些学者也曾表示，中国曾经与法治很接近。正如其中一位所解释的，也许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当代中国政治与立法工作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不能使人们理解与把握“依法治国”的有害含义与后果。然而，目前进行的一些宪法工作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似乎将引导中国更进一步理解一个法律体系的意义与作用，以及这个体系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意义。不过，这种演进并不等于简单模仿别人已有的东西。事实上，让我们再重申一遍，我们必须考虑到思想史，即使某种文化的生命力除了通过运动（即变化）之外，并不通过其它的方式表现自己。

关于此次研讨会的更多精彩内容将在最新一期的《神州交流》与大家见面。鉴于我们只能刊登其中四篇，故此要有所取舍。我们决定将重点放在此次讨论的文化和历史层面：有关过去的文章包括：L. Vandermeersch的《中西传统中关于礼仪与法律的概念》( Ritual and Law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和G. Timmermans的《乔治•托玛斯•斯当顿及其对〈大清律例〉的翻译》(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Qing Legal Code )；讨论中国现在和将来的问题的论文包括：张海廷的《中国的文化与法治》(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 和陈建福的《中国民法典的起草和外国对中国的影响——走向中国的民法？》( Civil Codification and Foreign Influence in China – Towards China's Civil Code? )。不久将来，我们会以“澳门利氏学社研究丛书”的形式出版此次研讨会的论文。
我们尤其感到荣幸的是，著名作家何家弘博士能够接受我们的邀请，参加此次研讨会。较早一期的《神州交流》曾刊载本刊主编苏鼎德对何博士所作的一次专访。由于何博士向本社图书馆赠送了他的五部作品，我们曾向他查询，这些书中的哪些内容具体与本次研讨会的主题相关。他的回答如下：

  • 《毒树之果》：“错放还是错判”，第351-354页 ；“一念之差的罪恶”，第357-359 页；“法律不是说着玩的”第360-362页；
  • 《神证——人证——物证》：“尊严是法律的生命”第188-194页；“公正是法律的灵魂”，第195-201页。

这些内容突出了在中国执法的重要意义。最需要的不仅仅是好的法律，而是那导致这些法律在各个层面都得到遵守的健康法律框架，包括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在研讨会期间，何家弘博士曾数次强调这一点。

最后，有些宣读的论文是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的节选，如十九、二十世纪的传教士们在中国所观察到的蓄奴实践、二十世纪中国东北地区的法院人员、少数民族的法律问题。我们对能够邀请到这些年轻而前途光明的中外研究者参会感到高兴。

在不臆断与会者意见的前提下，更为了避免自满，这里的只言片语的目的是为向这些研究者们证明，我们感谢他们为此次研讨会所投递的认真而高质的论文。

同样，我们也对澳门利氏学社的全体同仁表示感谢，他们勤恳而有效的后勤工作为此次学术聚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下一次研讨会。下一次研讨会的主题将是“历史与记忆”。鉴于这样一种朴素的事实——写故事不可能没有取舍，我们想对史实和叙事之间的联系进行反省。中国王朝时代的史家（史官）的角色、中国当代革命者的大量回忆录以及文革后的自传文学都强烈地显示出这一主题对中国人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和目前的重要性。即使通过所谓的“证据”，阅读过去这项任务——不管它是刚逝的过去，还是久远的过去——首要显示出某种程度的自我认知：人们希望通过加强这种自我认知而能更好地活出变幻莫测的明天。难道并非如此？另一方面，这种自我认知的使用也许会受到一些“湮没记忆”（某些空白）或一些偏见作法（赋予子虚乌有的含义；解释事件的意义）的操纵。不久，您将在澳门利氏学社网站上看到此次计划的更为全面的介绍。

《神州交流》

11月25日，在研讨会期间，我们向各位与会者不吝馈赠了我社出版的《神州交流》第一卷第四期，该期汇集了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文章。通过苏鼎德和李毅共同精心设计的封面，希望令有时显得过于专业的文章读起来更具吸引力。杂志的文章旨在引起人们对将来发生的重要社会现象的关注。

在此之前的十月份，《神州交流》第一卷第三期发行，该期是以“文化、艺术和社会”为主题的专辑。所刊登的一些文章是讨论中西方之间在各个艺术领域所进行的文化交流，读者在其中可以发现本刊之雄心的一些很好范例，例如何庆基的《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又或是本社成员胡纪伦与冼丽莎的《从贸易对手到学术伙伴：十六世纪至今的澳菲关系》。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神州交流》下一期将采用刚过去的研讨会的部分论文，因而该专辑具有与研讨会同样的名称：“文化、法律和秩序：中西传统”。2005年内以后各期也处在紧罗密鼓的筹备过程中，各期暂定主题为：“成功、满足与价值”（4月份）、“教育和社会：需要与挑战”（7月份）、“和谐的发展”（10月份），各期总是着眼于某个特定的视角，同时兼顾文化与对比的层面。

论坛

在2004年最后一季，本社共举办了四次论坛，每次论坛的参加者有25至40人不等。

第一次论坛，恰逢白夏教授(Jean-Philippe Béja)在香港逗留，苏鼎德邀请他介绍自己的法文新书 À la recherche d'une ombre chinoise : Le mouvement pour la démocratie en Chine (1919-2004) (Paris, Le Seuil, 2004) –《追寻中国踪迹：中国的民主运动（1919-2004）》。白夏教授的演讲既有知识性，又富有启发性，向不讲法语的听众介绍了该书的主要论点，之后演讲者和听众之间进行了多角度的热烈对话。
第二次论坛是与澳门大学的Lam Wai-man博士讨论她的著作《理解香港的政治文化：激进主义与非政治化之间的悖论》(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 , New York, M.E. Sharpe, 2004)。 该书中的新颖方法和深入分析并没有逃过优秀专家们的眼睛。一些评论和问题也确实涉及到了情况与香港形成鲜明对比的澳门。

11月份的一个晚上，容若愚再次分析了他在《神州交流》第一卷第三期中所讨论的三部重要电影。但是这次，容先生还向观众们放映了这三部分别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电影的相关精彩片断。

最后在十二月里，适逢耶稣会历史学家M. Antoni J. Üçerler在澳门停留，我们能够得以邀请他与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他的研究成果。他的演讲题目是：“古腾堡来到东亚：耶稣会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教出版事业（1590-1602年）”(Gutenberg comes to East Asia: The Jesuit Mission Press in China and Japan, 1590-1620)。他的精彩演讲涉及到了东西交流史上的一个非常有趣时期，演讲中充满许多远东基督教史的积极层面，也包括一些阴影。

个人的研究与著述

胡纪伦仍在继续他对澳门文化史的研究。一些组织（尤其是香港的组织）已经邀请他就他的著述为听众作演讲。目前，他已经完成了两三本具有大量图片的作品的准备工作。

冼丽莎继续从事和澳门比较文化史相关的信息库建立工作。另外，她也在完成一本关于清初六大家之一、第一位教会诗人、耶稣会士吴历(1632-1718年)的专论。她还被邀请为1923年首次出版的 Wenceslau de Moraes 的著名著作 O-Yoné e Ko-Haru 的再版作序。.

……日常活动……

在吴智阶的协助下，Ignatius Futo以他自己的方法和技术专长继续对本社的图书馆的新旧藏书编制目录。在不久的将来，本社图书馆还会收集更多的书籍，使其成为更好的研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