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利氏通讯 5

第 5 期 － 2005 年 8 月

自从上期通讯迄今已半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坚持不懈，继续开展我们已经具有良好开端的活动，如我们的论坛活动；我们还一如继往地通过我们的出版努力，促进文化间对话；另外，我们还继续推进我们的各种计划与项目，其中有关项目的细节，请继续阅读本通讯。

论坛

如果您居住在澳门，您或许已经参加过一、两期的论坛活动；或者您已经成为我们论坛的常客。总之，通过浏览我们的网站，您可以轻松地发现，这些相遇论坛的题目总会着眼于从各个角度促进现对今中国的理解，例如：法律教学（山显治作为主讲嘉宾）、迅速消失的老北京（ Charles Chauderlot 通过自己的水墨画演讲）、或者这个国家的某个特定区域（ José Isac Duarte 以“处于过渡期中的澳门经济”为题的讲座）。参加者通常二十至三十五人不等；我们的小会议室不能容纳太多人。为了能遵守我们的时间安排，我们经常会限制听众的提问次数；但交流与对话会在简单的自助餐中间自由延续。我们十分珍视这些能够促进本地学者或访问人士进行交流的机会。

 《神州交流》 Chinese Cross Currents

在我们上期的通讯中， 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以“法制与文化：中西方传统”为主题的专辑。今年第二辑在章峻波的帮助下，着眼于当代社会的“成就与价值”。刚刚发行的第三辑的主题是“教育与社会：困局与挑战”。赵仪文神父和周佩霞修女尤其参予了该辑的编审。现在总编苏鼎德正在着手准备今年的最后一辑：“寻找和谐 :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学社的其它成员定期参加杂志的编辑委员会会议，您也许能够看到他们的名字，如出现在书评部分的人们。

一方面，杂志的大部分文章与中国有关；但另一方面，有些文章会向中外读者反省重大问题（如今年第二辑中的“媒体与 2004 年月 12 月的东南亚海啸”），或者向读者对比同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如第三辑中的“俄罗斯的教育与社会”和提倡“批判教育学”的文章）。这正体现了我们的思路：在着眼中国的同时，我们希望——诚如上面所讲的——促进对话，尤其希望通过对人们似乎不直接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反省而达到这个目的。

研讨会

我们的下一届以“历史与记忆”为主题的研讨会也遵循这一指导方针。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邀请了研究华夏的中外学者，以及一些关注南非、以色列和其它地区的研究者们。在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历史”明显受到了“记忆”的影响与塑造。我们衷心希望，此次研讨会上所呈现的各种研究案例能够激发人们的更深反省，不仅要对知识论问题进行反省，而且更应该对“记忆”的重要意义——其迫切性和偏见——进行深刻反思，以利于从自我和相互的角度对这个世界进行理解与把握。

自今年二月份以来，在吕硕基神父和苏鼎德主编的领导下，胡纪仑、冼丽莎及其它学社成员积极投入到邀请演讲者、筛选论文及为此次国际事件做实际筹备等工作中去：尽管有时十分艰辛，但给每一个人总是带来启迪及喜悦。

人员变动

今年五月份，作为澳门利氏学社早期成员之一的周佩霞修女不得不离开我们，转到香港从事其它工作。我们仍很思念她，她曾经热情友好地帮助支持我们，我们不能忘记她在拱北那边书店及出版界的有效联络、不能忘记她熟练的英文与中文（广东话与普通话）、不能忘记她对学社许多活动的积极参予……我们当时一时很难找到能够接替她职位的人。

在求职者中，我们选择了彭心仪。经过周佩霞修女的短暂培训，彭心仪很快融入了澳门利氏学社这个团体。作为一名全职工作者，她当然能够在这里获得足够的工作和锻炼机会。也许有些人已经收到了她的电子邮件，并与其展开了交往。

今年七月， Ignatius Futo 不得不离开我们回到台湾，另外一个机构将会因他在图书馆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而受益匪浅。

各种书籍与杂志继续充实我们的图书馆。其中有些是新购书籍，另外有许多（ 180 多箱）于三周前从台北抵澳，我们在上期通讯中已经公布这条消息。吴智阶一直忙于对学社图书馆的特殊收藏资料进入有序编目。鉴于他的有效工作，图书馆在为研究者提供服务方面变得越发有价值。如有任何问题，请与他联系。

研究项目

宗教间对话

编写出版中国主要佛教寺院指南的项目已接近尾声。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高照民能够成功完成对汉族地区 150 个重要佛教寺院的访问。他对那些在寺院内以开放态度接待他、向他提供第一手资料与文献的方丈、僧侣和在俗弟子们格外感激。

该书定于 2006 年出版，出版之后将是用西方语言出版的首部此类书籍。该书将成为加强海外基督教徒与中国佛教徒之间宗教对话的工具，另外也可作为国际佛教团体的实用参考书。佛教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因而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佛教寺庙中的华人信众为理解中国历史中的某些重要篇章提供了有意义的帮助。

《北京大事记》

学社的网站对此项目的描述如下：

“ 德籍耶稣会士纪理安神父 (1655 — 1720 年 ) 从 1695 年开始居住在北京，直至 1720 年时去世。除了负责其它一些重要的职位与工作，他还是耶稣会中国教务监会铎，负责向耶稣会总会长汇报每年的教务情况，尤其负责中国礼仪之争和宗座特派全权钦使铎罗大主教使团访华期间（ 1705 — 1710 年）的事务报告。

《北京大事记》这份报告共包括 1,465 页，记录了铎罗使团访华从 1705 年至 1712 年间发生的事件。这份长篇报告以其它传教士的信函和报告、目击者的报告、纪理安自己的观察、北京耶稣会档案资料以及宫廷满汉档案为基础。耶稣会士曾试图将《北京大事记》出版，但没有成功。 ”

迄今为止，该报告的一半已经被波兰的那斯诺欧洲学院的拉丁语专家们转录成电子文档。报告的三分之一已被澳大利亚资深耶稣会士在牛津坎畔会院精通拉丁文的耶稣会士的帮助下翻译成英文。

武兹伯格大学的克劳迪亚·凡·可拉尼教授和澳门葡萄牙东方学社的安东尼·的·萨尔丹哈负责文化和历史的注释与评论。

墨尔本的保禄·鲁尔教授负责拉丁文的转录、翻译和注解。六月底时，可拉尼夫妇亲自来到澳门参加编辑委员会的工作会议。

会后，赵仪文神父动身前往澳大利亚。他首先参加了位于维多利亚省本迪哥的澳大利亚汉学研究协会的第九届的每二年一届的会议，该协会始自 1850 年，是中澳生活、文化和商贸的地区性中心。赵神父此行得到了澳门利氏学社好朋友杰利米·克拉克的帮助，在此次会议期间，杰利米宣读了两份关于中国天主教团体的论文。

赵仪文神父此行的第二个目的是探访和感谢那些参予《北京大事记》的耶稣会翻译者们。在 鲁尔 教授的帮助下，赵神父在墨尔本拜访了两位半退休的耶稣会神父 约瑟夫·何兰德和约翰·白格利，他们曾克服重重困难，翻译了记录中国宫廷内外对话与讨论的水平不一的、具有许多悬疑的拉丁文献。

来访

七月初，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韩琦教授到访本社一周。韩琦教授是《神州交流》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通过他与中国历史学家之间的接触，他为我们上述所提的今年国际研讨会的准备工作提供了极大帮助。在他来访期间，他主要是在澳门历史博物馆进行研究工作，目前其研究对象是古老而不为人所知的天主教在华传教史文献。

今年夏天，澳门利氏学社首次提供一整月的夏季研究基金。受益人是卢进军先生，是由万德化所推荐的候选人。当万德化在中国陕西汉中的一所麻疯病院做为期两个月的工作时，他认识了卢先生。本通讯中，我们之所以介绍卢先生，是因为作为中国众多年轻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尤其那些来自中国小地方）中的一员，他来到了我们中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这些年轻人通过他们自己的勤恳工作以及在新科技领域的技能与技巧，塑造着这个国家的未来。

从七月十二日至八月十二日，卢进军先生第一个领受了澳门利氏学社为中国年轻研究者所设立的研究基金。年仅三十岁的卢进军现执教于陕西理工学院；当他毕业时，该校称为汉中师范学院，于2002 年与其它院校合并形成现在的陕西理工学院。卢先生想在陕西的这个地区推行电脑技术，以促进其发展。万德化被他的热情所吸引。

目前，卢进军隶属于该大学的物理系，但他向各系的学生讲授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教育等课目。他妻子在陕西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们夫妻二人不能同时读书，因为同时读书会意味着放弃工作，失去薪水，以免在缴纳学费的同时失去被原来工作单位重新雇用的保证。但是两个人均决定继续求学：在妻子获得学位后，他将继续学业。之后，他们二人将以教师为职业；在业余时间，他会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先进电脑技术帮助当地企业升级管理技术和提高生产效率。

同时，他的父母在老家为他带儿子。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在他在澳门利氏学社停留期间，除了偶尔帮助社里研究人员之外，还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网络教育的文章，该文很快将发表。

在万德化在中国停留期间，他于三月份在陕西理工大学为学生们作了一次演讲，参加者大约150人；其演讲题目揭示了他多年的研究领域：“欧洲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从现实主义小说到浪漫主义小说的过渡，对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堂吉诃德》的解释；对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对比分析；以及二十世纪欧洲浪漫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

其它研究和出版活动

胡纪伦继续撰写及准备他的一本关于圣保禄学院的书，作为此书项目的资助者之一的澳门文化局已经收到作者提供的详细的写作计划。香港历史博物馆组织了一个“纪念钱纳利来华180周年”的研讨会，胡纪伦于研讨会首日（6月22日）宣读了题为“钱纳利街景画可能来源”的论文。此次研讨会是香港历史博物馆所举行的钱纳利盛大作品展的活动内容之一，据说此次展览拥有亚洲最大的规模。胡纪伦同时也在对他的一篇关于耶稣会的圣保禄学院的文章作最后的修改；这篇包含西班牙语翻译和一些图片说明的文章将很快由西班牙加利西亚省的 Museo de Pontevedra 所发表。

在相关技术专家的帮助下，冼丽莎正在进一步建设澳门历史数据库。除此之外，她正在最后修改定稿一些文章。三月十四日，在“第三届传教士语言学国际会议（1492—约1850年）”上，她宣读了题为“作为语言培训中心的澳门：机构、传教士、工作——策略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