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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 2005:历史与记忆: 论文摘要 星期四 - 2005年12月1日 吕硕基 Luís Sequeira 致欢迎辞 基调发言人 杜维明 Tu Wei-ming 致辞
I. Epistemological Issues: The Liaisons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Consuelo Varela 新历史学科的出现，为历史学家就探讨及分析记忆与历史知识的关连上带来崭新的尝试。本次讨论的内容共分为三部份：(1) 以记忆本身为研究中心的讨论 ﹔(2) 结构化记忆与多元化记忆，及 (3) 地方记忆。此报告将以个人评论作总结。记忆，沉默与遗忘，怀旧与转变，黄金时期的口述来源，纪念与博物馆的设立全以不同方式联系记忆与历史。政府与公众力量是有结构地遗忘记忆的推动机器，他们能裁定记忆，遗忘，大赦，记忆缺失，判决或宽恕的范围。非官方组织为求忘记历史而成立。本人将于报告结束前提出三种评论：(1)历史只有一个，但集体记忆的多样性好比人类团体数目之多﹔(2)轻视历史的危机与及(3)创发传统。 赵世瑜 Zhao Shiyu 关于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问题，由于北京、河北、山东、江苏、陕西、河南、安徽、东北各地以及山西本省的许多地方长期广为流传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并大量载之家谱、墓志和地方志，因此多年来为学术界关注。据目前的文献资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涉及山西的移民活动事属无疑，但根据谱牒统计祖先来自此处的达到11个省的227个县，移民人口达到百万以上，也引起众多学者的怀疑，但终无合理的解释。如果我们追寻有关此事的传说和历史，以其中所反映的人口迁移过程中的共同心态、移民有关祖先和家园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大槐树或老鸹（鹳）窝被塑造成为一种神圣象征的过程，对此类话语背后的意义进行福柯(M. Foucault)所谓“知识考古学”的探究，我们或可发现这些话语和象征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或者也可以通过研究这些传说的不同类型和传承特点，发现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氛围(socio-cultural context)。 关于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传说故事，包括迁民缘起的传说、大槐树地点的传说、官府强迫或欺骗迁民的传说、脚指甲复形、背手、解手的传说、“打锅牛”分家的传说、迁民定居过程的传说等若干类，每类下又有不同版本的异文。我们似乎从中可以发现，尽管这些传说的产生很难定时(timing)，但其基本母题和主要情节是在两个特定历史时期、即金元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后的明清汉族族群意识重塑时期和清末民初民族主义意识构造时期集中产生的，探讨诸如这样的一些历史过程，也许可以被视为采用历史人类学视角的思想史。 Nyitray Vivian-Lee 本人的研究主要是藉对个人传记编写的 叙述，将真实的历史和想象的部份一起转化成记忆，使个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本人找到方法使阅读历史的读者无意中进行自我反省及加入公开的或表面世俗的民间宗教团体。 本文三个主题跨越的时空，上至战国时代，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直到当代台湾：魏国的信陵君在司马迁的 史记中被誉为封建制度下最高尚的君主；雷峰被极力标榜为解放军的典范；创办台湾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证严法师，40年来至力推广医学传道工作。这足以证明，另类团体不但能清晰联系历史与记忆，而且了解伦理包含责任和公民道德。 本文以 Frank Reynolds 与 Donald Capps 称之为传记的过程的研究方法，在文章里先简介被传者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在观念上同时加强和推翻当时与当地的主要道德和公德的标准。接着本文利用新近的叙述学理论和现在对叙述伦理的讨论作解释，认为这些历史的细致轮廓，会以特定的方式深深影响当代的读者。例如，超越历史的界线，使读者产生分享记忆的感受，从而推动他们积极地以自己的方式去了解被传者的生活。 II. Questions of Method: On the Sources of History and Toward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Juan Gil 伊比利亚式宗教裁判所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出口到其殖民地的每个角落（墨西哥、利马、马尼拉、巴西、印度），最后形成了大量的文献。我们不可能阅读甚至参考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参考文献：那些从宗教裁判所流散出的直接文献（诉讼案卷——内坦尼亚胡错误地否认了其责任与义务；公函、咨议以及帐目等），间接文献，十六世纪以后人们所写的支持（Páramo）和反对（Reginaldus Montanus）宗教裁判所的各种著作，等等。宗教裁判所仍活于集体记忆中（如在名为 《窈窕淑女》 音乐剧中的不言而喻的影射）。 无数的受害者——无论是判死刑的还是未被判死刑的——属于不同团体、不同国家的非天主教信徒：路德派、犹太教等。每个团体或国家均试图从其受害者死亡那一刻起重新唤醒关于受害者的记忆：例如，西班牙路德派的 Montanus 和英国路德派的 Hakluyt ，但他们均是欧洲人。 然而，当伊比利亚征服者将宗教裁判所移植到欧洲以外时，神圣法院的管辖权开始延及到所有民族：主要是那些被征服地区的原著民。尽管参考文献极其稀少，但本文尝试收集、核对和解释关于宗教裁判所全球化一些分散证据：即。这是现在拯救沉默死者记忆的唯一方式。 陳方中 Chen Fang-Chung 义和团研究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显学，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有非常多的公私文献被发掘出来。 另外，于一九六０年代，研究者进行大规模访谈，获得不少口述史料；一九八０年代访谈工作再补充进行。目前义和团研究的丰硕成果，主要是以这两种类型的史料为基础。 历史家基本上是追求事实，但这两种史料都有其局限性。如果我们相信义和团史家的研究成果，文献史料中的叙述其实有不小误差；另一方面，访谈记录固然补充许多文献史料不足部份，但也有不少错误。历史学者便在这两种误差的史料中挑选他所要的，然后形成论述。 Shana Brown 随着中国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到来，清朝离我们前所未有的接近：在电视剧中、在时装上，而且更在学术领域——人们对于清朝的学术文化显示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事实上，“清朝学术史”自身包含着一种历史，一种在二十世纪初几十年形成的历史。本文将讨论以梁启超、钱穆和罗振玉为代表的清朝学术史。这些保守的学者，部分出于对五四一代所作批判的回应，辩护了清朝学术成就——这既是他们学术教育的源泉，同时也暗示这是他们在清亡后所做各种选择的根基。如此一来，他们揭示了民国时期社会及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以及刚刚覆亡的清朝的颇具争议的文化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为我们理解政治与学术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如何水乳交融提供了参考。
Stephan Feuchtwang 本文将发表关于中国大跃进饥荒的访谈结果。本文将以人类历史学作为论题，探究人类如何影响历史的形成，即人类如何叙述政治，如何取材以及怎样利用传播媒体来传递历史信息。通过对中国大跃进饥荒事件的访谈，本文探讨了这一事件如何因政治层面的不同以及时代的差别而众说纷纭。与此同时，本文也将探讨当时的实际环境及亲历饥荒者对此事件的个人剖白。虽然被访者描述的饥荒与官方文献、党报和教科书等的叙述有着明显的差异， 非主流历史相关的刊物至今只限于国外出售。有关此饥荒的非官方历史实 潜在 于禁版的书籍与内部文件中。但是在中国，其它传播大跃进饥荒事件的方式仍然存在， 并以更为具体化、但非言语的记忆方式，以过份消费的行为与习俗的形式传播。 丁东 Ding Dong 给当代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创伤的历史，成为官方有意遮蔽的对象。有关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的出版物乃至新闻文艺作品，一律严加控制。这种控制已经持续了十年，造成了一代人的历史无知。在这种文化局中，《老照片》怀着穿越历史遮蔽的愿望，但落实到具体的编辑行为，也只能小心地迂回。不准讨论历史的全景，就讲述历史的个案；不准曝光上层的内幕，就讲述平民百姓的感受。由于采取了个案入手，平民视角。所以《老照片》起到某种保存历史记忆的作用。在老照片中，多数选题是小人物或中人物眼里的大历史。在狂热的年代，也有一些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人格，关于他们的故事，是老照片着力发掘的对象。对那些最能浓缩历史真髓的人物的命运，给以特别的关注。它也讲述政治家和大人物的故事，但力求选取独特的个性视角，和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人们常见的宏大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注重揭示为舆论所忽视的历史盲点，力求在人们熟悉的历史领域中发现新意。 Jean-Philippe Béja 本文试图展示共产党专政在编写政治史方面，怎样使得非官方的政治记忆难以出现。通过研究“百花运动”的记忆传达给后代的困难性，分析其后反对声音的各种弱点。并在最后部份，提出有关编写中国的非官方历史的各种尝试。 星期五 - 2005年12月2日 III. Selecting and Constructing Memories
John M. Carroll 本文从两个不同方向为香港建立集体回忆：纪念香港在1941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一百周年；后殖民时期香港政府如何利用历史博物馆及保护文化遗产，从而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建立香港的身份认同。通过研究官方与非官方的大量历史资料，本文认为殖民时期及后殖民时期的香港政府，都借着香港的历史特点去标榜自身的与别不同，以及揭示在建立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所衍生的问题。1941年中日战争期间，英国殖民政府致力创造集体记忆的计划，因抵御日军入侵的失败而告吹。自1997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积极通过博物馆及保护文化遗产以加强本土的认同感，惜屡因中央政府干预特区事务而遭到破坏。 刘青峰 Liu Qingfeng & 金观涛 Jin Guantao 自从1990年代可以用计算机处理大量档案和历史文献以来，历史研究领域正在发生一场革命，这就是建立大型数据库并利用统计和计量方法，研究观念的起源、传播和形成，以及它和社会政治经济的互动。从 1997 年开始，我们相继推行过几个研究计划，着手建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专业数据库（1830–1930）”。目前这个数据库已初具规模，并在不断扩充和完善之中。我们已经通过若干个关键词在这约六千万字数据库中的追踪、意义挖掘来分析用这些关键词表达的若干重要观念如何起源以及其演变轨迹。本文通过对我们近年来研究的综述，介绍我们用数据库方法在中国现代观念起源研究中的一些发现以及讨论数据库方法对于挖掘、重现历史记忆的意义。 邢建榕 Xing Jianrong 上海有许多值得我们追忆的地方，问题是，我们“追忆”的方向是否正确，我们现在还原的景象是否准确？如果讲上海，只看见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一面，恐怕离真正的上海还远。无数的档案史料显示，近代上海是一口取之不竭的文化源泉，挖得愈深，愈显深不可测，绝非我们想象的那么肤浅。但是，我们也难以用深奥枯燥的档案史料去向公众证明什么，毕竟这是一个戏说比细说更吃香的时代。档案的真实性、权威性和内幕性如果缺乏有效的手段，往往变得毫无用处。 让上海人了解前辈和自己曾经走过的历史，档案是最真实的依托。而档案走向社会的最好的途径莫过于利用媒体，尤其是与电视媒体的互动。档案与电视媒体的良性结合，对我们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用沈睡在库房里的档案服务社会，以及社会对档案信息资源的了解和期望，无疑也是一个新的成功的尝试。
João de Pina-Cabral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处于被认同和被识别的过程中。在他人认同和识别的过程中，在社会接纳的过程中，被认同和被识别的特性逐渐增强并客观化。实际上，身份在不断改变，它是历史的产物。要了解一个人，必先进入他的记忆与认识他身处的社会环境。若要了解一个人的身份，必须从他的社交群中搜集数据，再加以描述。选择记忆就是建立记忆。人种志学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他本身也成为研究的一个对象。 为研究澳门在过渡期间 (1987-1999年) 的种族特性，本文尝试从客观的社交往事中来诠释人们的记忆，从而揭示他们的种族特性。然而，我也清楚意识到，我的研究本身也是一种记忆的手段。 章開沅 Zhang Kaiyuan & 田彤 Tian Tong 华工对美国西部的开发贡献很大，但我们对百余年前这个社会群体的研究却很薄弱。长期以来，国人研究华工史大多局限于利用官方文书和少量报刊及私人记述，因此很难清晰再现当年华工的生活、工作及其处境。 美国艾尔松修女对华工历史锲而不舍，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搜集整理大量当地报刊、公私文献、日记函件以及口述史料，写成《爱达荷华人往事》、《爱达荷县先驱者的岁月》、《波利·伯米斯：埃达荷县最浪漫的个性》等书，把许多零碎而模糊不清乃至相互歧异的记忆碎片连缀起来，并且使之成为面目比较清晰的历史画卷。 本文旨在通过此书，说明历史记忆的多元性、歧异性以及历史学家的视野、视角与整合技巧。 Peter Zarrow 编写教科书的目的是为了传授知识及协助年青的一代融入社会。教科书均经过政治或社会精英审查，它们代表着一种特定的集体记忆，一种经过人工润饰或至少是有所保留的记忆。现代社会中，教育机构传播的新思想常会挑战现存的观念，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新思想对团结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的挑战。尽管晚清政府不想挑战儒家的道德观念，但他们也希望能把新思想融入传统的道德观念中。而在政治上，他们企图以此巩固政权。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构建国民教育体系需要大量教科书。清政府没有规定教材，并允许教师自由编写课本，但课本须经政府审查。官方要求学校支持 “ 忠君 ” 的观念，但在晚清， “ 忠诚” 的道德观念却受到强烈质疑。 本文探讨了一本历史教科书作者的观点：他希望为学生灌输国耻的意识、爱国主义的重要性和一统天下的观念。但此书本身所呈现的政治意识与社会进步意识却相对薄弱。虽然它在政治叙述中常标榜伟人的丰功伟绩，但丰功伟绩总同时伴随着悲惨的后果。中国史上 许多的 君王都是军事霸主，而非美德的典范。正如该书所说，历史知识已大大失去其道德意义。而实际上，集体记忆在受到挑战的同时也须重新定位。 From Nuremberg to Nuremberg, by Frédéric Rossif and Philippe Meyer (1988) 片长: 180 或 239 分钟 ( 新编综合版 ) 内容简介: 探究二次大战及德国纳粹党的严重问题。虽然影片的开端显得冷酷兼带政治性，但它整体上能大胆地展示纳粹德军最凶残的行为及其无情的真相。影片中的“客观影像”将为自己辩护，是反映这段历史时期的最佳尝试。 Morning Sun, by Carma Hinton, Geremie Barmé and R. Gordon (2003) 片长 : 120 分钟 内容简介:《八九点钟的太阳》是两小时的纪录片，影片试图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4年–1976年 ) 制造内幕历史。透过生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年的高中生，于 60 年代的所见所闻，以及其心灵与思想上对身处这混乱时局的反省，为电影提供了多角度的视野。影片中还加插了其它人对这段历史的对话，在中国崇拜毛泽东热潮中崇拜者心理与情感上的起伏状态，以及对这段持续至今的历史遗产进行探讨。 S-21, by Rithy Panh (2002), and with Sylvie Rollet 片长: 105 分钟 内容简介: 红色高棉分子在 1975-1979 年间展开有计划的大屠杀，当年一百七十多万城里人在被赶到乡村以实现红色高棉农业乌托邦的梦想中因饥荒和屠杀丧失了生命。导演将两名幸存者带回臭名昭著的 Tuol Sleng 监狱（代号 S-21 ），现已建成大屠杀纪念馆，当年的红色高棉游击队被聘为导览员。画家 Vann Nath 在现已改装为校舍的囚室与曾拘禁他的人展开正面接触，尽管他并没有遭受其它一万七千名男女老幼同样的命运（红色高棉分子小心记录了这些人的 “罪名” ，以说明他们被处决的合理性）。这些前红色高棉游击队对Nath提出的质疑与指责表现得闪烁其辞，当他们重新讲述他们年轻时（有的才十二岁）的残暴行为时，他们或冷漠无情，或表面忏悔。为了躲过折磨，当时的被囚禁者往往什么都承认，而且常常揭发他们所熟识的人，尽管他们很清楚自己最终要被处决。 星期六 - 2005年12月3日 IV. Preserving Memory and Teaching History
Haviva Peled-Carmeli 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党及其盟军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 的建立就是为了永远保存这段记忆。这种保存记忆的方式对后世具有普遍的意义：警惕与希望的象征。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以独特的归纳法，从遇难者的角度揭示大屠杀的真相。 通过一般的方法，参观者很难理解大屠杀六百万人的事件，但透过一连串的故事，参观者或可了解事件的始末。馆内以个人故事及实物为主，附加历史档案、相片及证据，让参观者对生还者的零碎体验感同身受。 纪念馆内呈现了愈一百个真实故事，例如一本从缺乏粮食的犹太集中营里拾获的食谱，一个在大屠杀困境中陪伴着一个小女孩的洋娃娃，一把以铁线临时自制的 梳子 ，以及一副一个母亲临死前交给女儿的眼镜。当时的生还者之所以愿意割爱，把最珍贵的对象存放馆内，只因他们相信这些对象能将记忆留传给后世。 我们希望到纪念馆参观的访客在细读故事后会铭记于心，并在日后会想起有关的问题而自己作出结论，那就是我们建馆的目的 ：从过去中学习，塑造现在与未来。 Cathryn Clayton 当代中国已经见证了对近代过去的全新有时矛盾的“纪念爆炸”：从国家支持的地区博物馆到个人回忆录，从网络站点到独立电影。所有这些记忆方式的一个共有特征是对那些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太痛苦、太亲历或太具争议以致于不能公开祭奠的历史事件所表现出的怀旧式观点——某些地方的一些历史学家批评了这种趋势，认为怀旧不是从历史魔咒中解脱出来的真正而具批判力的方法。然而，怀旧是否必然会歪曲历史并使其显得琐碎？本文将通过审视澳门历史博物馆中的一些怀旧叙事文字，来讨论当代中国的怀旧精神——在澳门历史博物馆，葡萄牙人对澳门的统治史并非被认为是中国耻辱的一个源泉，而被认为是中国的世界大同主义的一个标志。在审视博物馆规划者、管理者及访客对澳门过去不同层面的不同评价以及这些观点背后所体现出的不同的怀旧精神之后，本人认为，澳门博物馆的各种展现方式为公共历史和个人记忆之间的互动融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从而能够使历史成为人们设计规划各种将来的强有力的多重价值源泉。 林木 Lin Mu 在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中，中国美术史由于源于西方的科学主义与社会进化论而被严重扭曲。 由于科学主义，一部中国美术史被说成是“万里蒿菜”，一无是处；由于科学主义，一部中国美术史又被错误地被美化为“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而中国美术的体系本是与西方大异其趣的东方意象艺术系统；由于社会进化论，中国美术史的高峰被定在唐代，然而唐代不仅人物画未至顶峰，山水花鸟两大主流画科还未崛起；由于社会进化论，由于对二千年中国古代社会莫须有的“封建社会”性质定性，中国美术史中的宋元明清阶段被说成每况愈下，“如酒掺水，时愈近而水愈多”；而明清更被说成是中国美术史中“低谷”与衰落期，蕫其昌与“四王”更被骂得狗血淋头，然而明清却以其古代美术史之集大成与开拓之伟大成就，成为连接古代与近现代美术史之枢纽……清理二十世纪史学方法论之功过，从全新方法论角度重新研究中国美术史，还其历史本来之面目与真实历史之“记忆”，成为学界当务之急。
葛剑雄 Ge Jianxiong 传统的历史地图一般只能在某一历史阶段选择个别年份，无法动态显示时间与空间的变化。 以地理信息系统（GIS）和数字化地图为基础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 将能逐年甚至逐月显示从秦朝至今中国范围内疆域政区、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要素的变化，并具备相关原始资料和确定依据的数据库，多种便捷的检索途径。以这套延续的历史地图为载体，在这一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一切信息，包括文献数据、数据、照片、图片、影像等，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位置，并纳入检索范围。这一系统将为历史记忆和研究提供全新的途径，产生深刻的变化。本系统在未来有望扩大到历史时期全部汉字圈如朝鲜、越南、日本等，也将覆盖和运用于澳门。 Guido Abbattista 本文的重点如下：
Larry Sanger 理想的信息资源应是怎样？维基百科为何未能符合这理想？而它的不足之处又是否这类项目所必需的？ 也就是说，“开放信息” ( 更好地 “开放内容” 或仅仅是 “自由”) 项目本身是否存在不可靠的元素？维基百科与数位世界 (Digital Universe) 为了要提 供详细而高质素的信息资源，因此同样需要公众深入的参与。但一般的公众能否妥善管理，使信息具高度可信性？此外，维基百科虽然定下了中立政策，但很多人质疑其中立性。维基百科的经验是否证明不可能有中立，抑或有其它方式可以实现这理念？本人认为数位世界 (Digital Universe) 为此提供了希望，它是由 公众提供信息，专家进行管理的信息资 V. The "Duty of Memory": For Whom and to What End
徐友渔 Xu Youyu 歷史—記憶—生命三者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可以把個體生命定義如下：人即是善於記憶的動物；而作爲類的人，每一個民族的生存、歷史都與他們的記憶有關。歷史就是記憶，是作爲族類的經過反思的記憶。 記憶是一個民族的生命所在，當民族遭難時，記憶是抵禦和戰勝浩劫的手段。篡改或抹去記憶就是毀滅歷史、扼殺民族的生機。 發生於上世紀60 年代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是一段夢魘般的、刻骨銘心的歷史，但它被有意識地、系統地歪曲和遺忘，其原因，既有出自利害的對真相的恐懼，也有心靈的懦弱無力。 但是，有責任心的中國人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歷史責任，他們一直在艱苦努力，以搶救記憶、搶救歷史。他們遭到了很多挫折，但決不氣餒和放棄，他們一定能復原歷史，探究真相的工作必將成功。 Michel Bonnin 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曾经的红卫兵和知青们一直对其逝去的青春展开回忆活动，他们的故事也促生了许多文章、书籍、电影、展览、网络讨论等。这些民间活动的回忆体现了官方史料以外，或含对抗性的，巳被官方遗忘或企图扭曲的历史事实,然而，这一代人却未曾为此时期的历史重拾一致的回忆，记忆的类别大多以他们的“青春有悔” 还是 “青春无悔” 为争论点。 本文试图说明以上的知青回忆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原因以及人们对毛泽东时代展开激烈讨论的现实意义。 Marie-Claire Lavabre 人们可否影响已植根于过去以及代表过去的社会与政治身份? 这个问题论述史实的含意显而易见。但至今，由于这问题在伦理与理论上均引起 争议，故此不能简单作答。 “我们能否影响记忆”这问题务实的一面是指如何在带着沉重过去的现实上重建信任，达至和解，以保障公民的和平。这问题将无疑引起伦理上的争议。“记忆责任”的概念表明记忆的需要，事实上，历史的遗忘，尤其勒令下的遗忘，是一种甚少被人们所接受的无耐选择。 遗忘是可勒令的吗 ? 记忆是服从某人意愿的一种 “ 责任 ” 吗 ? 而记忆，带有可选择的特性，主观性，及情感上的特质，又能否屈服于政治的合理性 ?历史记忆的政治又能否达到其目的 ? 记忆，作为过去发生事实的印证，对一切被操纵的往事进行排斥。假设，在另一方面，现实给过去下个定义，并持续把它修整，记忆将只是一种解释历史及过去与现实之间的沟通桥梁。简单来说，每当我们提及历史，我们是指过去的重要性或记忆的选择（重整）。 虽然集体记忆最终是从生活上的互动或经验的传递，官方历史或制度建构所组成，它是一个活活的，并在运作中的过程。这运作过程包括多元化记忆的递减，或平衡记忆的解释。记忆的工作，如同其它工作，总花上时间。
Rana Mitter 中日对待1937-1938年冬在南京发生的轰动全球的事件的态度，在新千禧年里成为检验两国关系的标准。中国谴责日本至今未就日军侵华暴行作出正式道歉及赔偿；在日本对此事则意见不一，不相信的人认为大屠杀是捏造的谎言；承认日军过去暴行的人认为日本今天不应主张军国主义。 本文认为单凭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作历史性的诠释，并不能足以解决中日间当前的争议。负有“记忆义务”的双方，必须了解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再度出现的原因。特别是为什么中国长时间把1937-1938年间发生的事件隐藏起来？为什么日本现在有些人要积极声称1945年前日本在亚洲地区应拥有的崇高地位？ 在问题中打转和处于胶着的状态是危险的，也会影响当前对大屠杀事件的辩论，那么应如何逃离这困局？出路只能是双方就事件作广泛讨论，并重新负上责任。在肯定南京大屠杀公认的原因，承认长时间隐藏事件的同时，中国应抛开对国人所写的历史的偏爱，来挑战并谴责日本对事件的曲解。毕竟，记忆的义务也包含责任。 Olivier Wieviorka 二次大戰期間，法國反抗軍的力量並不強大，整體上，它擁有一支約三十萬法藉軍人的軍事隊伍 (當時法國的總人口為四百萬)，它在國家軍事上扮演的角色極為有限，微不足道的軍事貢獻在二次大戰後竟被大力推崇, 並曾在法國國家史上佔著非常重要的位置，法國反抗軍的記憶, 曾被共產黨與戴高樂派這兩大政治黨派所強調，兩黨曾以多種方式 (如紀念活動，示威遊行等)強加它們對這段歷史的立場。然而，1969–1971年後，有關法國反抗軍的記憶神話終被社會所攻破, 並日漸削弱, 直至現在。 本文將嘗試探究法國反抗軍記憶神話的形成過程，其主題與表達方式 (如紀念活動、電影上的表達)，還展示記憶與歷史之間的偏差, 並試圖解釋, 為何當時証據不足的坊間傳聞與神話，竟比學術論文更為重要, 本文將解釋法國反抗軍的歷史在當今法國史學上被冷落的原因。 Gary Baines 1976 年 6 月 16 日，对南非解放斗争而言，是意义深远且值得纪念的日子。它已被南非政府订立为公众假期，并宣布为南非青年日。 在反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期间，以争取非洲语为黑人学校母语的示威冲突中，南非警方击毙了二十三名示威者，年谨 12 岁的 Hector Petersen，亦惨遭杀害。为纪念这次惨痛经验，南非政府在索韦托附近的事发现场为 Hector Petersen树立纪念碑，以向被公认为斗争英雄的他作最崇高的致敬。Hector Petersen的英勇事迹之能成为斗争的象征，全凭 Sam Nzima 所提供，以展示 Mbuyisa Makhubu，抱着垂死的Hector Petersen逃亡的惊世照片所动容。这照片至今已被无限复制与修改，使其成为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索韦托暴动事件与解放斗争的标志。 本文首先简 略探讨南非青年日的背景与描述索韦托暴动事件的连串实证：报章报导，Cillie 委员会报告中以官方角度陈述种族隔离政府的文件，以提供 Truth & Reconciliation 委员会作证词的口述史料，以及其它历史作品。接着提供三篇让 Hector Petersen 英雄化的记忆文本：Nizma 的照片, Hector Petersen 的纪念碑，以及南非青年日的纪念活动。这些记忆文本己被认定为私人与公众经验，个人与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联系(Kuhn 1995)。个人叙述往往被国家所忽视。虽然社会流传的索韦托暴动内容大底来自黑人记者与黑人作家的描述， 并曾获社会基层团体领袖所具体化与美化，但最终被国家的叙事立场所掩盖。换言之，文化与政治的领导者，已把解放战争的叙述纳入他们既定的标准框架中，为索韦托暴动事件另创故事。本文将深入探讨索韦托暴动事件的历史与记忆的关连，并尝试定下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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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2010-06-03 |